“全球化”幻想——一种弥散于当代都市小说的文本性态度

文本性态度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的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尽管有很多人意识到"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但文本性态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如今,这种文本性的态度正以"全球化"幻想为指归在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中弥散,因而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春、革命与文本性态度——论“文革”叙事的三个面向

青春和革命总是密切相关。在革命叙事中,凡被革命征唤的青春总受到不同程度的礼赞,而一旦游离革命之外,则会显出感伤、彷徨、颓废以及幻灭等消极面向,并蒙上一层走投无路的个人主义的阴影。但自"文革"结束以来,解构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现代化叙事却将这种青春与革命的指涉关系重构为种种不切实际的"文本性态度",而消费主义则将这一重构模式化了,似乎任何反拨的努力都是文本性的,仅具一种"空洞的姿态"。

昨日遗迹与本真幻觉——论田耳小说《秘要》及其文本性态度

田耳的小说一向有着黑色感悟力,并在熟练的类型化叙事中找到舒适的阅读区间。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热情,而最新的长篇小说《秘要》,则企图将这一热情涵养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多重的文本世界中复现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给精英化的怀旧思潮提供一份别样注脚,构成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小说以黑书收藏为切口,而借“第一缺本”的噱头,设定了一个寻找武林秘籍的叙述套路,却又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框架。从一个文本穿越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个文类转移到另一个文类,其中的机智和轻巧,不仅关乎小说的叙事特征,而且反映田耳的历史想象,更多建立在文本的权威上,并由此而将现实的尴尬人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关联起来了。

“问题小说”及其文本性态度——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

以现实主义创作回应社会问题,为近年来的石一枫赢得了很大的文学声誉,而《心灵外史》也因此备受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被视为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得到充分阐释,但却鲜有注意到它在揭示社会问题时如何受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念共识。人物形象的观念化是由“问题小说”的叙事伦理所决定的,而将底层民众的善念当作“盲信”的根由,无疑是强调信仰危机的社会指向,但其中对当代中国“盲信史”的戏剧化呈现,却将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反思话语作为前置观念,并倚重于既有的历史叙述、文学观念、新闻报道等文本化知识。像这样的“文本性态度”,也是“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普遍性问题,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的探讨,或对重建小说的社会关怀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文本的冲突中——读莫言的《蛙》及其他

莫言的《蛙》因为涉及"计划生育"而一度引起争议,但无论题材选择还是政治立场都与文学叙事的成就没有多少联系。对于这部小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在不质疑"计划生育"合理性的同时,又对人的生育本能问题给予了极大尊重,并由此引发出叙述上的各种悖论。小说既有对革命文本的戏仿而表现出后革命意味,又有对科学主义话语的警醒而深具人文关怀的气质。同时,还有对计划和市场两个不同时代语境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而从这三个维度探究其内在冲突,则构成了这篇札记的主要内容。

失落与寻找:70后的情爱之路——以陈鹏的“季节三部曲”为中心

在当前流行的代际划分中,70后无疑是尴尬的一代,而在陈鹏的"季节三部曲"中,70后的情爱之路更是充满艰辛和失落。人到中年,情感上又遭逢变故,这是小说中男主人公共有的困境。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男性叙述者的自我中心意识,既不能给予70后熟女自我辩解的机会,又暴露出70后熟男内心的种种惶恐。尽管如此,俗世的纠葛和虚浮的浪漫仍充满奇异的诱惑,这不能不归功于小说的混搭和悬疑的技巧,然而文本背后却一片空无,这和作者太多的一厢情愿而满足于一种"文本性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