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擒虎话本》文本性质试探——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观察

S.2144《韩擒虎话本》的文本书写和用字情况显示出,这是一个传抄本,而其祖本可能是一个听写本;文本的改字情况还显示出,写本在抄完后至少经历过一次校改.这种写本原生态的后期变异现象,在敦煌写本中具有普遍性.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考察,有助于明确文本性质、厘清文本层次,有利于还原写本生成与流布的动态过程,推动变文研究的深入开展.

目录学视域下《穆天子传》的文本性质及分类原则

《穆天子传》在不同的目录书中所属类目不同,这与目录书具有不同的分类观念和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关。清代以前,《穆天子传》被归入史部,而于史部之中,则又分入起居注类、传记类、杂传类、传录类、别史类和杂史类等多种类目之下,这反映出不同目录家从不同角度对《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判断,其中入起居注类看重记录“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入传记类倾向于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录方式,入别史类、杂史类是为适应目录类目演变的需要。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穆天子传》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实为清代考据学风作用的结果。《穆天子传》在历代目录书中的分类演变,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目录的分类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文本性质的多元性

关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墓主记》的文本性质,学界多有争论。学者们从文学、历史与宗教信仰等不同视角考察,分别将其命名为“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祠鬼”等。这些命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展现文本的整体面貌。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认识《墓主记》文献的“流动性”、文本的综合性以及文体的“嵌套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可以达到对文本的深度认识。《墓主记》文本可能因某种目的而专门设定了嵌套式结构,这种结构包含多种文体,使其具有多元文本的性质特点。

武威“王杖”简册的文本性质与文体功能

武威发现的与汉代“高年授王杖”制度有关的简册有三个,一是1959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二是1981年征集所得之“王杖诏书令册”,三是1989年旱滩坡汉墓出土之“王杖简册”。以往研究者多将此类文本界定为抄撮律令而成之“挈令”。考虑到三个王杖简册均出自墓葬,且与标志身份的“鸠杖”一同随葬等细节,以及“王杖十简”文本中提及墓主人幼伯的死亡时间等信息,有理由认为,此类简册应为配合丧礼而写作的“丧葬文书”。其文体功能则是一方面显示墓主人身份,另一方面也借用人间律令的权威昭告“地下”,以保证墓主人的特权不受到挑战。

文学史的写作类型与文本性质——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三次修订

通过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本与三次修订本之间的比较研究 ,首先分析了两种文学史的写作类型——学术专著型和教科书型的特点 ,以及刘著文学史的写作类型的变化 ;其次分析了三次修订带来的另一种变化——文本性质的变化 ,由此探讨了人文性叙述文本的特性 ,暗示了阐释性观念在叙述历史中的作用的限度 。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文本性质析论

安大简《诗经》的篇次排序问题主要集中在“侯”风之上,研究者或以为“侯”风为《王风》;或以为《魏》与《唐》产生置误;或以为《侯》为晋诗;或以为《侯》与魏文侯有关等。文本性质方面,既有将其看作战国时期乐歌的歌辞选本的,也有将其视为书写本的。梳理以上各种观点,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辨析,认为无论是“侯”风问题,还是文本性质问题,每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形成定论,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开展讨论研究。

清华简《良臣》之文本性质与书法特征研究

《清华简》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被埋入地下,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先秦古籍之原始面貌。 其中收录的一则名为《良臣》的简牍,文章探析了《良臣》简牍的文本性质与书法艺术。 用比较分析的方式,将《良臣》与经典的“晋系”“楚系”风格的简牍比对,探究其用笔、风格、造型及在书法史中的价值和影响。

“贞观大手笔”岑文本的公文写作

岑文本在贞观一朝先后做过秘书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后到中书令,虽然贵为贞观名相,但做了8个月就去世了。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1]意思是,岑文本性情质朴敦厚,文章做得华美,然而持论常依远大规划,自然不违于事理。在贞观朝,岑文本可以说是唐太宗倚重的＂大手笔＂。

语文课堂有效提问的特征研究

一、针对性 1．教师要围绕各学段具体要求，紧扣单元目标及文本性质反复推敲，把知识点以提问的形式体现出来，设计主干问题作为对话线索，有的放矢。2．符合学生学情。如教《半截蜡烛》，考虑到六年级学生已有的阅读经验和年龄特点，可以从学生最感兴趣的地方设计问题：“文中哪些地方让你感到心‘怦怦’直跳？作者是怎样写出这种紧张气氛的？”由此处发问，学生就会愉快地理解文本主要内容和写作特色。

睡虎地秦简文本复原二题

《秦律十八种》简184与简185应析分为两个条文。《秦律十八种》中部分条文的编联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法律答问》的简册原貌尚有不明之处,"按六篇的次第"排列的整理本与《法律答问》的原有编序至少不会完全相合。《法律答问》的文本性质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喜在学习治狱、实际治狱、从军等活动中的法律知识笔记。

《穆天子传》文本性质与文体新探

参照考古所见先秦书籍随葬情况,《穆天子传》的文本范围应限定在传世六卷本的前五卷。这部分文本除编年纪月的史体框架和瑰丽神奇的文学辞藻外,另一重要的文体特色是叙事中穿插以“日”“是日”领起的辞句。“是日”句式解释了众多因穆王得名的地点,表明《穆天子传》具有与掌故相关的专门属性。这种属性连同叙事主干之外具有规谏内涵的情节,构成《穆天子传》区别于先秦其他传说文本的形态特征,提示其书是诵训增修“方志”以备道说的文本。

《张协状元》的文本性质——兼谈《张协状元》的时代断限问题

利用年代地层学原理,可以看到《张协状元》这一文本,存在北宋、南宋以迄元初的三个年代断层,这是在后来的纯文人文本上比较少见的,因而亦具有特别的意义。以《张协状元》为例,我们还可以反思以名物制度、音乐曲牌、语法现象等方法给古代戏剧作品断限时存在的问题。

《绿窗新话》文本性质新探

《绿窗新话》是南宋非常独特的小说文本汇编,该书选录、改编群书中的风月故事并以类相从,注重市井趣味,呈现情色倾向,应该是为说话艺人提供参考的“种本式风月类编”,在小说形态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但该书通行本即周楞伽先生整理本“殊失原貌”,而学界多依此本进行研究,导致部分论者对该书性质判断出现偏差。现在确有必要正本清源,笔者特赴南京图书馆查阅了现在通行本的祖本,即原嘉业堂藏明抄本,并通过深入的文本细读,力图还原该书的历史本相。

《穆天子传》的创作意图与文本性质

《穆天子传》在其看似荒诞迷离的神话叙事中寄托着非常明确的创作意图。其中所记穆王西行至"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乃是前往原始大水神的圣地所在进行祭拜的朝圣行为。这不仅体现了对于河宗氏神权的认同,更重要的是祭水、祭帝,也即是祭祀自己的祖先神。所谓"受命于帝"的神话叙事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正在于解释王权的来源问题。《穆天子传》作为对皇家巡行的记录,既是周人的权力意识的表达,也以此呈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换言之,以文学的方式,周人设定了自己的政权版图。《穆天子传》是以法术思维为周人的政治社会生活而构筑的"现代神话"。

《诗三百》编订的三个质变及编者再思考

《诗三百》最终的编订需要发生3个质变:第一,由"颂"、"大雅"等独立单行本及零散文献转为系统的雅、风、颂综合集,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与心理等必要条件;第二,由"乐歌"集转为"文学诗"集,这需要剔除曲谱,并对属于音乐的感叹、重复等成份进行删除或其他整理,实现由音乐文本向文学文本的转变及功能(用途)的根本性改变;第三,确定300余篇的稳定数量,这个数量以后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体例、文本性质、诗篇数量是考察《诗三百》由"相关积累"到"最终编订"的3个关键标志,以此为基础,并考虑"最多的证据"和"系统的可能性",考察《诗三百》最终编定者才能更为明晰。

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成说检讨--以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为中心

对汉赋的文本性质或政教功能,学界向来认同《史记》《汉书》的记载,而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文学状况,汉赋文本皆有其独立的文本性质,甚至隐含着不为史书记载的政治动机。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汉书》以为有“风劝”之功能,这就认为其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然深入考察二赋文本,我们会发现二者主要写神仙与祭祀过程,与“风劝”、讽谏、歌功颂德等并无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史记》《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赋作中的“风谏”“风劝”之论,很有可能是“史臣追书”所致。汉赋的政教功能,其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被人为纳入《诗经》等经学政教功能、社会功能的轨道,从而遮蔽了汉赋文本的思想原貌。对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的认识,就需要重新予以检讨。

对话型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及反思

对话的本质体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关系．阅读行为也就意味着创作主体、文本与阅读主体之间确立了一种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当前，对话型阅读教学的策略粗放，方法笼统，因此，有必要从文本性质、对话层次等方面对对话型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作必要的梳理与反思．从而初步建立阅读对话的基本规范与原则。

“心忧”与“告别”——关于《多余的话》的一种理解

瞿秋白生前严重的“心忧”,即“心忧”自己生前的“表演”,不仅会严重地“欺骗”历史,而且还可能无休止地“遗患”于后世青年。严重“心忧”,既是《多余的话》的写作动机,也规定了该文的文本性质,实际上是一篇“告别”之作。瞿秋白借《多余的话》所要实现的“告别”,一是与其生前一切“表演”的“告别”,二是与其“革命自我”的“告别”,三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虚假盛名的“告别”。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具历史价值的“告别”,便是其第三种“告别”。

阅读教学的虚灵空间

“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是21世纪语文新课程的一条基本理念,这一基本理念在阅读教学中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而能否充分开发阅读教学的虚灵空间又是彰显语文课程“开放而有活力”之特色的关键。因此,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神会妙悟文学性文本的艺术空白时,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鼓励学生发挥审美主体作用,引导学生亲自参与审美体验;充分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正确区分对号入座式的解读;了解文学性文本的空白类型,想象文本空白里的虚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