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评论中如何辨析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问题——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例

在文学评论中,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常存在两种观点:或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一种正确的意义①,或认为有多种意义并存②。本文认为文学作品文本的意义总是多种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意义,但多种意义间存在着合乎逻辑关系的确定性与相互对立、矛盾的不合逻辑关系的非确定性,二者之间在某一逻辑环节存在着可通性,从而交织成一个互相联结的意义网络。文学评论的意义在于通过文本分析,将这个意义网络清晰地描述出来。

从文本意义到文学意义

文学批评与其所观照之文本关系究竟如何,是批评和批评者应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很多现代理论因之而得以发生,或者受到激荡。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理论在面对这一似乎缠绕不清的问题时,从批评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律令视角"的建设问题,王宁教授、朱立元教授、周宪教授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就文本的意义和批评的伦理内涵、价值等进行了讨论,有诘问,有反驳,也有补充和修正,并共同涉及了应如何面对文本和文学、怎样理解历史和传统,以及究竟能够在多大限度内对已有学说和观点进行"解构"和"消损"等问题。四位学者的个性风采亦渗透其中。

论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解释学基本问题探讨

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问题,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本源的问题,即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理解生成的还是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把握;第二个方面是同一性问题,即读者的理解能否正确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对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解释学上的不同理论派别。本文坚持"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和文本意义的可理解性立场。

什么是文本的“意义”?——对一种文本意义观的批评

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文本“意义”观:文本的意义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文本的意义不是作品的原意而是读者的理解;作品的原意是不能把握的;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而是由读者赋予的,因而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文本“意义”观是和人们的理解实践相矛盾的,在理论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的矛盾。文本的意义不是任何存在物,它是作品能够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文本一经产生,意义不变,文本的意义能为读者正确理解。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

文学活动是作者 -文本 -读者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活动中 ,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存在与实现问题。文学交流可以用一种交流构成图式来解释 ,它是由作者、读者、语境、文本、联系、代码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学交流的动态过程中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居于首要地位而为批评所重点关注 ,从而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 ,当某一派别的批评将文学意义的实现与文学交流六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联系起来时 。

《皇帝的新装》文本意义新解与教学重建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作之一,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下册。其配套《语文教师用书》中关于《皇帝的新装》的“课文研讨”和“教学建议”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批判分析和重新建构（涉及《语文教师用书》中关于《皇帝的新装》解析的文字只用引号引出,不加注释——笔者注）。本文尝试就此进行探析,期望引起更多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互文性视阈中文本意义的解读

互文性概念为文本的生成和理解提供了一个意义关系的视角。根据互文性理论,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无限广阔的网络。作者总是通过对现存的文本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构成新的文本;读者对于新文本的理解也依赖于先前有关文本的知识和自身的经历。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互动中产生的,文本意义的解读具有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特征,它取决于作者的建构和读者的解读,取决于二者间的交际互动。

误解:确立文本意义的一种方式

文本意义是在主体的不断误解中得以展现的。这种误解既不是传统文论意义上的完全理解,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游戏性解构,而是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中心,在与其他理解的交流中确立文本的意义,不能脱离文本进行过度阐释。同时指出误解必须以人的体验为基础,脱离人的生存体验的解释是对文本意义的有意歪曲。误解说既打破了传统文论以作者为中心的一元论,又反对阐释学之后以读者为中心的多元论,强调动态阐释行为的创造意义。

文本意义再解读——兼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文本意义观

分析了主观主义文本意义观和客观主义文本意义观的不同特点,从新的视角解读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的关系,认为文本意义的理解应该由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的合力形成。提出了以文本为首要依据,充分考虑作者、读者因素等理解文本意义的具体方法。

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探讨文本意义的特征

众多的文本意义研究主要围绕作者、读者、写作、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或分析文本意义的主客观性等,而对于文本意义自身特征缺乏较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从符号学角度,尤其是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能系统得出文本意义的特征,较好解释文本意义的诸多问题,如文本意义的变动、读者在文本意义中扮演的角色等。

文本意义结构及跨语重构

为了使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间的转换和比较有据可依,采用综合分析法探讨文本意义结构及跨语重构。研究表明,文本意义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结构,由作者主体建构系统、语言系统和读者主体建构系统三个维度构成,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意义结构相似度越高,翻译质量越高。文本意义结构模型分析为文本意义的跨语重构提供了新视角。

文本意义、教学价值与课程目标

语文教学中文本在意义的解读上具有多元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但并非所有的文本意义都具有相应的教学价值。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进行必要的选择。我们期待更为明晰的语文课程目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作为一种生命力的“气”——浅谈《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的文本意义

最初作为哲学概念的“气”字,自从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后,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刘勰博大精深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呈现出不同的文本意义,以致于后人对它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说。因此,如何根据刘勰本人的理论主张,从《文心雕龙》自身的理论体系出发来读解“气”字的意义就显得不可或缺。就刘勰的创作和鉴赏批评论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仿佛如同人的生命线。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网民对新闻文本的意义再生产

文化研究学者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自己创造而成,其目的是为了从支配者所占据的资源中谋取自己的利益,积蓄规避或对抗霸权的力量：这种“权且利用”的方式能够消解支配者文本的权威性,随意使用或颠覆其文本.他从乐观主义角度赋予了受众对文本意义进行再生产的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快乐,为我们分析新闻文本的意义再生产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而他本人也对大众新闻文本的意义再生产有过著述.

小说中人物的社会角色与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以川端康成《雪国》中叶子的双重社会角色为例

在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个对文本意义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可以客观地重复观测的事实,是文本内叙述者有意设计的叶子社会角色的模糊和由此产生的其他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模糊。在读者依据模糊的人物身份和角色信息而建立的双重虚拟非语言语境下,文本内表层故事和潜故事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相互关系,导致叙事话语意义和整个文本的意义都呈现为差异性弥散。这是《雪国》语义丰富性及其魅力的主要根源,但不是文本意义客观性被解构的证据。

实践哲学参照下文本意义翻译的多维向度——以严复译著为例

文本意义与文本意义的存在具有不同维度的解读指向。引入实践哲学于严复翻译研究中,以社会性与历史性为基点廓清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将翻译研究者从文本意义圈定的观念文本世界走向文本意义的存在筑就的现实文本世界,为把握严复译著在晚清社会重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诉求提供终极性的实践支撑。

从蒙汉文化交流互动看元代蒙古族散曲文本意义

元散曲产生和发展于多元文化背景之下。蒙古族散曲文本的意义有待于以蒙汉文化交流互动的视角来阐释,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辞官归隐、拟古怀古和闺情怨别及其他主题的蒙古族散曲文本的文化涵义和文化交流意义。

关于文学翻译中文本意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探析

传统解释学是一种客观主义解释学。它认为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解释者必须消除并超越其自身的前理解历史性,才可以达到对源语文本客观准确的理解。这种观点和传统"忠实"的翻译原则相一致。当代解释学强调解释者的前理解、历史视阈在理解中的作用,它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以此为基础,一些译论者质疑翻译的"忠实"原则。在翻译中,源语文本中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是相对确定的,译者的阐发、创造是有限度的,夸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夸大译者的作用会导致随意翻译。

文本的意义与监狱知识分子的责任

文本是文明社会最常见的经验对象之一。有问题意识和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向来深知文本关乎解释、作者、读者(受众)在决断文化意义和功能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监狱知识精英们在文本建构上提供了《南粤监狱面面观》等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范本,在全国监狱和监狱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表征了监狱文化的美学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中国监狱与西方监狱的文本互文性和文化互文性终将引起中、西方监狱知识分子的共同关注。在达此境况之前,中国监狱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先进学术理论,在互文性语境中潜心把自身的文本建构好。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