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书写意指: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背后的象征性权力

美国华裔作家借用多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用英语表述其在美国生存体验和精神状态的跨文化创作,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行为。在"文化翻译"的实践中,他们自然担当起文化译者的职责,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并没有亲临体验的实际经历,只是少数有过短暂的回国寻根之旅。因此,他们对中国了解和认知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神秘朦胧的面纱,但他们为什么还要执意充当中国文化的翻译者和诠释者呢?他们的"文化翻译"杂合文本背后隐藏的象征性权力:话语权的争夺、"解殖民"做出的努力和混合杂糅身份的塑造,可予以解释和说明他们的书写意指。

文化大发展形势下再观杂合文本翻译

杂合是后殖民文学的显著特点,后殖民视角关注文化权力关系对杂合文本翻译的影响,认为在殖民时代,杂合文本及其翻译主要体现宗主国与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权力关系。当前正是我国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我们不仅面临发展壮大自身文化的任务,更要平衡同他国的文化权力关系。新时期文化的权力博弈以新的形式进行着,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依然存在,这些现状要求译者明确认识杂合文本包含的文化权力特点,并对翻译杂合文本提出新的要求和定位。

铸钟音景的文本旅行

投炉铸钟故事的原文本最早可上溯至宋代典籍中记载的投炉铸兵故事,该文本在突破本土文化圈进行文本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文化变异,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几次译介过程中作者将原文本与中国各地其他相似民间传说相混淆,文本杂合现象所致;二是文本中的钟作为一种物质事物,几次译介过程中作者出于对军器和钟两种物的叙事能力、表演能力等性质的考量作出的决定,即作者背后的物质文化的影响和过滤所致;三是文本中的钟声作为一种听觉标记,唤醒了处于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几位作者共同的听觉情感体验,即作者背后的听觉文化的影响和过滤所致。

陌生化在《围城》英译本中的流失——以多语文本为例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使用了许多的外语词汇和语句,构成了除主要叙述语言中文之外的大量的多语杂合文本,尤其以中文与英语杂合和中文与法杂合文本见长。这些杂合文本是一种重要的陌生化手法,它使作品新颖独特,通过刻意设置阅读障碍从而达到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提升审美效果的作用。该文作者通过对《围城》英译本的研究发现在英译本中大量的多语文本的陌生化效果都流失了。保留多语文本的陌生化是译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作者尝试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拙见和可能的补偿策略。

简析翻译杂合文本的产生

作为"杂合"(生物学领域的"hybrid")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后产生的新概念,"杂合文本"不同于原文本,也不只包含目标语文本的特征,而是拥有双方的某些特点,因而具有杂合性,它的产生是译者在诸多因素制约下有意识适应选择的结果。

呈现“他者”:文学翻译者的核心责任——以埃杰顿英译《金瓶梅》为例

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交际行为,译者是不同文化的调停者,因此,他/她需要以恰当的策略和方法向译语读者呈现"他者",这也是译者的核心责任。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会在译入语文化中创生一个"杂合"文本,这个"杂合"文本融合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双重特征,是两种文化妥协的结果,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文化的共生关系。本文以研究案例为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金瓶梅》英译本The Golden Lotus为例,集中探讨在文学典籍英译这一跨文化交流活动中,运用陌生化翻译策略保留和再现"他者"的方法及其跨文化传播意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杂合"文本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