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文本流变与阐释的陷阱--以《望夫云》传说为中心的考察

有关《望夫云》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过程,是洱海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与中原传统知识资源有机交融的结果。基于文献记录的梳理表明,《望夫云》不是产生于南诏时期,而是在明代见于载录的多种知识资源基础上,由知识精英于清初重新书写而正式产生。文本所反映的,是明末清初洱海区域的社会情境;当下对《望夫云》的主流认知,则肇始于徐嘉瑞先生对《望夫云》的重新建构与阐释。

杨六郎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杨六郎故事在杨家将故事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宋代的史书、话本,到元代的杂剧,再到明清的传奇、小说以及戏曲,杨六郎故事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对杨六郎故事的历代文本演变形态进行梳理,可以探讨其文本背后蕴涵的文化意旨。

“画中女”故事文本流变及意涵阐释

“画中女”故事是以人类男子与画中女子产生恋爱、婚姻等情感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在“AT分类法”中作“400B画中女”。中国“画中女”故事自魏晋南北朝产生以来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在搜集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梳理“画中女”故事的流变,能够揭示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呈现特点,探寻古今“画中女”故事文本在语言与程式、主旨与情感方面的明显差异。“画中女”故事在本文结构与人物角色、民俗事象背后,隐附丰富的叙事与文化意涵:叙事层面,关乎性别、身份与伦理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叙事中完成关系的调和;文化层面,“画中女”角色与呼名、食饮等民俗事象映射原始思维与多重文化意蕴。

从“西北来”到“东南飞”——《艳歌何尝行》、《孔雀东南飞》的文本流变与文化意蕴

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西北"、"东南"这对方位词的记载。从文化思想角度而言,"西北"作为一个方位词,首先应该属于西北昆仑神仙系统,而后又被佛教文本所接受。"东南"被后世的道教神仙系统所接受与强化。"西北—东南"进入文学文本,逐渐成为一对非常重要的方位词和叙事题材。东汉以后,尤其是南朝文学文本中,出现了大量近似的"西北来"、"东南飞"这对表述,反映了文学传播过程中文本书写的发散性特征。

从史传与传说中走出的文学——论古代发迹变泰故事的文本流变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经历了一个从史传到文人笔记再到民间说话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叙事主体的变化,故事的文本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具体可归纳为故事趣味迎合市井、叙事角度贴近平民、创作手法趋向自觉三方面。发迹故事的这一发展方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之前我国叙事文学的总体走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流变和中国古代的价值观

本文对《左传》、《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新列国志》、《伍子胥》等有关"伍尚决死"的文本进行比较,这些文本对于伍子胥兄弟避吴和决死的不同选择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官方文本与民间传说的差异、故事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异造成了文本的流变。

冰心《谈生命》的文本流变

1999年3月4日的《文汇报》,曾发表陈子善的《生命的璀璨瑰丽》,文章将刊于1947年《京沪周刊》第1卷第27期的《谈生命》,视为冰心的佚作。此一说法,在中学语文教育界影响既广且深。然其底本,则是《寄小读者(通讯四)》(载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月30日,《新评论》第11卷第1号,即以《谈生命》为题,重刊通讯的主干部分。该文收入《冰心全集》后,又更名为《再寄小读者·通讯四》。四种文本段落、文字和标点多有出入。

书籍史视域下的《四书直解》文本流变研究

《四书直解》文本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其讲章阶段,即《四书直解》的生成阶段,由侍读讲官分章撰写的讲义,在上呈皇帝御览之前,均由内阁改定,此阶段文本改动较大的是经筵讲章中对“帝王之学”的论述,这是其文本凝定的阶段;二是在其流出宫廷阶段,在科举名人、出版商以科举学子等不同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与其他文本如《经筵指南》《合纂参》《讲义》等组合,使得《四书直解》在流通过程中由皇帝的启蒙读本逐渐趋向于士子的举业之书,这是其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组合的阶段。两种不同的书籍流通空间、文本权力话语持有者的变化以及阅读接受主体的变化,不断地推动着《四书直解》文本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

论元代李白杂剧的文本流变与文体特征

李白,唐代著名诗人,其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使其成为文人典型,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李白题材作品。根据整理分析,元杂剧中有六篇写及李白的作品。以元代李白杂剧为例,分析其文本流变,可以发现李白题材文本自唐宋发展至元代,题目、人物设置、情节等方面出现了变化。元代李白杂剧,在题材选择与情节处理方面,彰显出元代李白杂剧“传奇性”的文体特征。将《金钱记》与《贬夜郎》两个现存李白杂剧作品进行对比,《贬夜郎》被称名“传奇”,其相较《金钱记》宾白简略,唱词突出,文辞更加典雅;脚色设置更加简单规范,体现出剧本创作的文人化趋势,与钟嗣成等元代文人将部分元杂剧称名“传奇”的观念相契合,由此可以略窥元代文人的“传奇”观。

汉末魏晋学风与文本流变

作为研究历史的可靠材料,各类史籍的文本流变历来得到学者们重视。从学界的既有研究来看,两汉之间的文本流变得到了普遍关注,但对其后发生的文本流变过程却重视不足。事实上,魏晋人对文本的删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赵歧还是向秀,他们对文本的删定,依据的并非文本本身的客观内容,而是其对文本的主观理解。

洛丽塔形象的文本流变与纳博科夫的“时间性”乡愁

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作品中,发表于1955年的《洛丽塔》当数影响最广的代表作。这种影响力不仅在文学批评界中有所体现,甚至向外辐射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与流行文化之中。出自小说文本的词汇Lolita和Nymphet一时成了美国的流行用语,斯坦利·库布里克所执导的同名电影中洛丽塔佩戴心形太阳镜的形象也广受欢迎,相同款式的太阳镜一时间也成了热销品^((1))。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文本流变中的学派争鸣从“黄老之说”到“老庄之学”

这本是汉景帝治下平平无奇的一天。然而对诗经博士固生而言,这却是他此后余生中最漫长的一天。此刻就在他的面前,一头野猪正在发出令人牙酸的哼哼声,那畜生用鼻子拱了拱地面,又斜斜地瞄了固生一眼,忽然扭过头去,沿着兽圈轻快地小跑了起来。

《格萨尔》文本的多样性流变

格萨尔史诗的传承除了口传系统,还有书面文本系统。口传系统是在时间之流中生生不息的活态系统,借声音传播,此一时彼一时,是人们无法同时踏进的一条河流,体现了民间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变异机能。书面文本系统是在空间中铺陈的篇章,用文字传承,把时间长河中不断流逝的语音流再现于文本空间,通过"有意味的文字"记述逝去的英雄时代的雄浑壮阔和金戈铁马。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流变,经历了从口述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现代印刷本到校勘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改编本、录音整理本、视频音频、作家文本等多种形式。但作为民间口传文学,格萨尔史诗从来就没有一个最终的定本。本文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流变,可以阐释为三种类型:口述记录的文字写本;介于口述记录本与作家文本之间的具有过渡性特色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相互交织的文本;改写与重塑的作家文本(cultural text)。

清末民初药性剧的文本流变与兴衰探微

药性剧是晚清民国时期在晋、冀、鲁、豫等北方省份流行的一类民间戏曲。药性剧清初即有李渔评点的《香草吟》,其起源则是药名文字游戏,沈约以下代有药性诗,转而入联、人戏、人谜,如法炮制。乃至写入民间文艺作品,传承不绝。

朱熹《武夷櫂歌》的文本流變與文化衍生

朱熹《武夷櫂歌十首》的文本差異體現於文集系統和地志系統倆個傳承體系,文集文本相對正統,而地志文本在現實中接受和反響更爲突出,構成詩歌文本同中有異、各有認同的事實。朱子《櫂歌》的衍生性能强勁而豐富,歷久不絶的唱和、持續創新的模擬是其文學衍生的基本形式,在文學史上形成縷縷不絶的回響,尤其是模擬之作在歌詠對象和篇幅數量上出現的遷移和遞增,使後世的櫂歌詩創作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景象。《武夷櫂歌》的衍生性還體現在其他領域,一爲解讀和詮釋的持續與深入,解讀空間遠超文學意涵,使之成爲朱熹學術思想的一個構成部分;二爲指向性話語的形成,'武夷櫂歌'、'九曲櫂歌'等相關話語逐漸成爲人們想象武夷、仰懷朱子的寓意表達和專指符碼;三爲詩書、詩畫、詩刻的多重彙流與融合,相互構成傳播武夷櫂歌、武夷勝境的文化網絡,彰顯出《武夷櫂歌》極大的文化衍生能力。

萧后形象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

作为隋炀帝的皇后,历史上记载的萧后与文学作品中的萧后形象相去甚远。史书中的萧后是一个有一定责任感、颇具传统妇德的女性。唐代,萧后形象开始从历史走向文学,基本符合史书对萧后的描述;宋元时期,萧后被丑化,开始作为炀帝昏暴之行参与者的形象出现;明代,萧后被塑造成无才无德的平庸女性,并展现出市民的审美趣味;清代文本极力渲染她的不贞失节,并进一步加强了批判力度。

宋钦宗欲复哲宗废后孟氏位号说的流变及其内涵

在南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哲宗废后孟氏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传世文献在追溯孟氏元祐皇后身份的合法性来源时,皆言钦宗曾有恢复孟氏位号之意,由此衍生出“吕好问进言”说和“李若水参与”说两种说法。征诸史料可知,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史实真伪问题。南宋官方出于正统建构、旌表忠烈的目的,在官方文献中选择了后一种说法,因为李若水“忠义无比”的形象更加符合南宋正统建构的需要。钦宗欲复孟氏位号说的文本流变,充分反映了宋代史学“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倾向对相关文本生成过程的影响。

英语对汉语文本的影响

英语对汉语文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表现在英语单词和词组以音译的形式进入汉语文本、英语中的表达以纯英语形式直接进入汉语文本、汉语文本中同时出现英语和汉语表达、基于汉语而形成的英语表达以音译的形式进入汉语文本、英语中的构句习惯和语法习惯对汉语文本造成影响等方面。英语言文化的强势地位、因追求时尚而形成的从众心理、对跨文化交流的错误解读、因缺乏自信心而产生的模仿心理、互联网的普及等是造成这种影响的重要原因。英语影响汉语还在不断继续和深入,正视汉语的流变并正确引导,已经迫在眉睫。

出版社视角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时至今日,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出版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成果已不鲜见。早年间,这类研究多以文学为主体,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出版缘起、传播途径、版本变迁、文本流变,作家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机构及出版人的交游来往,以及作家同时从事出版行业所带来的影响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的主体地位开始被更多的学者所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出版并非文学的附庸,进而提升了对出版人、出版机构、出版制度、出版经营等方面对于文学影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