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版本修改及文本演变考论

当代文学生产场域也存在作者、编辑或出版者等“复数作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文本作出主动或被动修改,在作品版本变迁过程中形成文本的演化与歧变现象。《白鹿原》的重要修改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版本:初刊本作为编者出于对形势担忧而面向市场预期推出的“检验本”,较手稿而言历经大量删减,是当代文学出版机制对文本生产介入的体现;作者、编者等合作参与进行复原性修改,又使初版本成为最能体现作家创作初衷的“意图本”;修订本则是“评奖”作为当代隐形文化权力介入后,由媒介、学者、评奖等综合力量参与改动形成的“微调本”。“检验本”—“意图本”—“微调本”呈现的不仅是作品从初刊、初版到修订版物质形态的变化,更折射出当代文学隐秘而内在的文本演变与变异特质。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

早期《老子》文本在不断发生演变。从郭店简本到帛书本,《老子》大致处于"自然分章"阶段,但人为分章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自景帝立经后,西汉《老子》的篇章进入了人为设计和裁划的阶段。帛书甲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的基础;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老子》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最后在帛书乙本中以"德""道"的篇名完全呈现出来。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汉简本及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本均当为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老子》的立经,与其文本的定型同步展开。在西汉中后期,《老子》进入了子学化的定型阶段,严遵本、刘向本(通行本)即属于所谓子学化的定型本。《老子》的定型,以"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为基本原理,其章数设计亦有相应的数理法则。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81"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37对44)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至于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77",源自四七宿(二十八宿)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44和33,则依据"天三地四"说。

试论《水浒传》的文本演变及文学经典的建构

文学经典历来是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议题,它以精湛的艺术形式、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极高的文化价值屹立于文坛高峰,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超越时空的权威之作,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不竭源泉。从《水浒传》文本的演变轨迹来看,文学经典在漫长的传播历程中,经历了建构、解构、重构的命运,它以各种文本为载体,不断地演绎着经典的无限魅力。

文学经典《三国演义》的文本演变及启示

随着传播技术和出版技术的发展,文学经典文本经历了纸介质文本、影视文本、网络文本、手机文本等演变的多种形式。通过《三国演义》文本演变的轨迹及过程,探索"去经典化"的影响因素,探讨文学经典文本演变带来的启示,对已有经典的重塑和新经典的创造具有深刻的意义。

《地理新书》的编纂及其文本演变与流传

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地理新书》编纂过程及刊刻流传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地理新书》之赐名约在北宋康定元年(1040)以后,皇祐三年(1051)以前;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书成奏进,宋人称之为《皇祐地理新书》;元祐元年之前,市面上有新旧两种本子,以地理新旧志相别,其中旧志是指《乾坤宝典》的地理篇,新志是指《地理新书》;南宋建炎三年(1129)重刻本已阙地图篇,该本明代江西地区可能尚有流传,今未见传世;目前所知存世的2种刻本、3种清抄本,皆属金代明昌三年(1192)张谦所刻15卷本之系统;传本中乔道用添语的时代可能早于张谦。

两汉时期“桑女受辱”故事文本化演变的价值与意义

古老的习俗风尚以某种强大的习惯力量存在于社会之上的现实,促使汉代的政治家们开始了他们"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如果将这种"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看作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制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措施和行为的话,那么,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为社会主体意识和主流思想服务,是汉代文学的政治使命。汉代文学为实现这种政治使命而进行的文学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中,汉代文学的表现和作用。在这方面,传统"桑女受辱"故事于两汉时期的文本化演变,具有着典型价值和启示意义。

《刘巧儿》的文本演变与主题演进

延安戏剧剧目《刘巧儿》经历了不同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在《刘巧儿》剧本的历次修改和完善中,《刘巧儿》所具有的主题倾向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断地发生改变,逐步地深化,相应地《刘巧儿》的剧情结构和表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其中反映了政治对艺术的介入和制约。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文本演变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直接来源是《负情侬传》。本文试图分析二者之间的文本演变状况。论述重点是:一、两作品艺术成就的比较;二、对两作品的主题进行再检讨。

木兰易装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易装是木兰故事中最富传奇性的部分,从北朝《木兰诗》到清代的各种小说戏曲通俗文学,木兰易装故事被不断改写:北朝和唐代的易装明朗大方,没有提到易装的细节;宋元时期的故事叙述忽略了易装部分,留下了空白;明代的易装故事强调细节与保持贞洁的艰难;清代的易装故事在前代的基础上更为丰富多彩并对清代的通俗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本的演变有着历史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因素,蕴含了复杂的文化内涵。

宣华夫人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宣华夫人是隋炀帝故事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她本是文帝妃嫔,后入炀帝后宫。唐代,宣华夫人故事基本成形。在以《隋书》为代表的史传中,杨广因调戏庶母之事败露而弑父与杨广登基后烝母两大情节单元已基本确立;宋元时期,与炀帝后宫故事繁荣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宣华夫人故事比较受冷落,相对沉寂;明清时期是宣华故事的繁荣期,不仅作品数量可观,情节也有一定的变迁,宣华夫人的形象也更为复杂。

“三顾茅庐”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体制约

在"三顾茅庐"故事的演变过程中,早期的戏曲文本影响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而小说文本一旦独立即沿着自身轨迹进行演变,到"毛本"《三国》最终定型。而戏曲文本从元杂剧到《草庐记》尽管在唱词、人物性格上有所变化,且在某些细节上受到小说文本的影响,却仍保持较为稳定的与小说文本不同的结构形态与情节逻辑。直到《鼎峙春秋》才以皇家的包容性又一次把小说文本和戏曲文本的"三顾茅庐"进行"有限制"的结合。两种文本的"三顾茅庐"之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发展,缘于阅读与演剧的"创作/演出"与"阅读/观剧"的分野,戏曲文本之所以在《三国演义》盛行后仍沿袭旧有文本形态,是由它的演剧特征决定的。

《孔雀东南飞》文本演变考略

研究证明,《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并非一次形成,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从《古艳歌》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间应出现过若干过渡性文本。其基本文本的成型,很有可能在建安之前。从基本成型到被收入《玉台新咏》,流传过程中又被传播者加入了若干后世的成分。对其文本演变过程的梳理和演变原因的探索,可以使长期困惑人们的若干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

苏小妹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苏小妹故事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经过元明清三朝文人的不断加工搬演,苏小妹被塑造成了一个聪慧敏捷的才女,她和秦观的爱情婚姻故事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苏小妹故事在各个朝代的文本演变以及其中的才女婚姻主题和背后的文化内涵,都有值得探讨的学术价值。

“道法自然”即道“恒自然”——从文本演变理解老子自然思想的自洽性

近年来,学界掀起了一股“道家自然哲学”研究热,成果丰硕,但在老子“自然”哲学研究方面,大都是共时性地对待《老子》文本。如果从简、帛、今本的文本历时性差异来看,老子“自然”思想不是静态的,它是发展的。所见最早的《老子》文本———郭店《老子》甲本提出的两次自然分为天道自然(“道法自然”)与治道自然(“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两个层面。今本《老子》所增加“自然”,是对郭店《老子》甲本的具体深化。增加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属于天道自然,是进一步明确“道法自然”即道“常自然”,帛书本是“恒自然”,亦即道“恒自然”。道“恒自然”表达为“道法自然”是修辞需要,为了整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式统一。在《尔雅·释诂》里,法与恒、常作为邻列,是义通的同义词。“道法自然”作道“恒自然”,可以避开对“道法”之“法”的无谓争论,并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恒自然”是道的本体性,它是先在的,它也是无意志的,它不支配万物(“夫莫之命”)。“道法自然”(道“恒自然”)与“道恒无为”是同一的,“道法自然”(道“恒自然”)是肯定性表达,“道恒无为”是否定性表达。

非实质性异文在新诗文本演变中的研究价值

文学作品在文本演变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异文,它是区别一部作品不同版本的关键所在。异文分为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两大类,但在作品的文本演变研究中,多数学者往往轻视甚至忽视非实质性异文的作用。实际上,非实质性异文在作品文本演变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尤其体现在诗歌文类中。诗歌中的标点符号、分行等作为语法和文法的一部分,承担了部分修辞功能,具有辅助性释义的作用,对其修改会使文本产生不同的释义效果。因此,非实质性异文也参与了文本建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隋炀帝故事神秘文化主题的文本演变及内涵

隋炀帝十分重视神秘文化,对其持一种既利用又控制防范的态度。在有关隋炀帝的文学作品中,神秘文化主题得到进一步渲染,使得隋炀帝故事充满了神秘与宿命色彩。隋唐五代的隋炀帝故事多借相人术为新皇登基做舆论准备;宋元时期的隋炀帝故事借世俗化的梦征指责隋炀帝必将因失德身死国亡;明清时期的隋炀帝故事则在批判隋炀帝的同时,借助轮回果报观念凸显了“情”的可贵。

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意蕴

二桃杀三士故事自从春秋时期出现之后,衍生出了画像、话本、小说、诗歌等多种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文本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文本演变过程,可以窥见故事叙述变化背后的文化意蕴。

“竹叶舟”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蕴涵

“人生如梦”思想自庄子提出后,诗文书写不断,唐代后介入传奇书写,《枕中记》是其代表,“竹叶舟”故事亦衍生于此时。自唐以降,“竹叶舟”故事相关文献记载颇多,而且被演绎为多种不同体裁的文本形式,诸如话本、杂剧、传奇等,并影响了日本川端康成《竹叶舟》微型小说的创作。“竹叶舟”故事最早的文本形态是文人书写的志怪小说,暗含着儒家文化传统下士人的精神诉求,后演变为道教色彩浓重的神仙道化剧,又经历怀疑、反叛道教的改编,及佛教介入的故事重写。由唐至清,儒释道思想对“竹叶舟”故事的文本演绎影响颇大。

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文本解读

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活动,是对十月革命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因素和条件,与十月革命的"流传文本"、自己的思想基础、解读时的具体语境等密切联系着。从文本角度研究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对于认识李大钊早期思想演变过程,认识新文化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会有新的启示。

木兰故事的孝文化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木兰故事中的孝文化主题是木兰形象成为文学文化史上典范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木兰故事在千余年的流变中一个始终较为稳定的主题。从北朝的《木兰诗》到清代各种小说戏曲,历代叙述者们都试图采取不同的角度和方式阐释木兰的孝行。从孝文化的角度关注木兰故事,分析其生成、发展、兴盛的演变轨迹,进而揭示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对于木兰故事研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