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藏新中国成立前《甲申三百年祭》衍生文本作品考察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后,各方在解读时往往各取所需地加以阐释,生产出方便阅读学习的注释文本和更具传播性的“甲申史剧”。上海图书馆藏新中国成立前10个版本“甲申”原文单行本,其中苏中出版社所编注释文本成为范本,另有北岳区根据地学委会第七分会编印的注释一本,以及8种依托“甲申”改编的新编历史剧剧本。通过分类与内容分析,可以窥见“甲申”衍生文本对整风学习的拓展,并在不同时局下产生变化,从而不断地重构原文,进行意义的再生产。

聚合与衍生:早期中国神话图文生成的两种路径

聚合与衍生是中国早期神话流传过程中两种重要的文本生成现象,它们曾对神话故事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囿于图像与文字两种叙事媒介本身具有的异质性,二者承担的文本功能及效用又明显不同。一般而言,文字偏重于神话事象的线性增殖与衍生,在文献生成上有历时性的层累次序;图像倾向于神话元素的平面组合与排列,主要以空间形式呈现。它们共同作用于早期神话文本的形塑与建构过程。

技术驱动下电影衍生文本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研究

电影衍生文本,是指在电影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本。在技术的推动下,电影衍生文本由单一的形式演变为复合多元结构,并驱动了由接受生产占主导的创作局面的形成,促使电影从相对单一的影像文本转变为一个多维度、跨媒介的多元文本。这种变化重塑了衍生文本与电影生产,展现为衍生文本与电影生产在流程、形式和内容上互塑共生的三种模式。本文提出了电影衍生文本生态下的电影创作新要求,即电影叙事的无限持续性、电影信息与线索的模因化衍生和影像的跨语言表达。电影衍生文本搭建起了电影创作、传播、接受之间的新桥梁,成为探索电影艺术边界的新课题。

试论《红岩》文本的传播效果

《红岩》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文本,其母本和“延伸”/衍生文本流传十分广泛,构成了较为完整而且发达的传播系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文革”结束至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点,其传播效果从总体上说呈下滑趋势。

从原文文本到翻译的创造性

本文认为,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由原文文本的特点所决定的。本文试图提出"衍生文本"的概念,从分析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诠释者意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原文文本、衍生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的限度。

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在诸多对于《水浒传》文本的阐释中,由于受到其创作素材丰富、版本情况复杂和衍生文本多样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情况值得关注,其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用素材阐释文本;用异质文化阐释文本;用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通过对于《水浒传》忠义观的考察可以发现,文本强制阐释文本不但导致忠义观阐释与《水浒传》文本的偏离,还导致人物形象及性格的变异以及对于《水浒传》结构、内容的不同认识和选择。或者可以说,讨论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本的强制阐释,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回到文本;而讨论文本强制阐释文本,则希望解决回到什么文本的问题。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

《庄子·让王》脱文辑证——基于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研究

《庄子·让王》篇的真伪、成书时代及其与《吕氏春秋》相关互见文本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吕氏春秋》中互见文本的细读,可以认定其中有部分文本具有较强的异质性特征,应是从其它文本中摘引、截取而来,而在《贵生》篇中存在一段与全篇主旨、行文逻辑颇不相符的文本,属于在战国秦汉衍生型文本中时常能看到的"失控的文本"。通过对这段文本与《让王》篇整体结构、行文的多方面比勘,可以基本认定这段文本的原生环境正是《庄子·让王》篇,是在隋代以前即遭脱落的一段佚文。这段佚文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对于《让王》内部结构及思想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早期文本的"结章"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论中古“衍生性文本”的语料意义——以《世说新语》为例

“衍生性文本”是中古时期具有类型意义的一种文本形态,这类文本主要以前代相关文献为基础进一步衍变生发而形成。衍生性文本不是一种共时文本,也不是一种同质文本,构成与性质比较特殊。本文以《世说新语》为例简述此类文本的生成方式和性质等相关问题,并从语料断代、语料断域、语料真实性、语体分析、语言比较、语义阐释、文本校理等方面讨论衍生性文本作为语料的意义。

转折还是终点?——评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

年轻时读卢那察尔斯基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印象深的是对其复杂、矛盾精神的批评，以为陷在一种旧文人的窄路里，看不清行走的方向。这个观点鲁迅很是看重。在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时候，他在《奔流》杂志编了一期纪念专号，并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与马克思》。鲁迅感兴趣的是，解决托尔斯泰的矛盾的办法何在，他自己面临的也有类似的问题。在鲁迅看来，旧式文人要新生，大约也要摆脱贵族和绅士之情，如不这样，可能还在旧的路上徘徊。

谫说拓展《文选》研究的三种视角

《文选》的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也需要拓展以深化研究,构建新视野维度中的"选学"。《文选》的版本研究应借鉴实物版本学的范畴,与传统的文本版本学相结合,将实物与文献(文本)结合起来。《文选》与六朝别集的关系也是值得开拓的方向,藉以揭示出别集成书层次及编撰的细节性问题。而就《文选》自身而言存在"互文本"和"衍生性文本"两种层面,有助于考察选文的路径、选文依据文本的面貌,以及作为原始文本的《文选》与衍生性文本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论虞舜逃生传说的衍化及其衍生性文本

虞舜遭受父母、弟弟陷害及其逃生的诠释源于《孟子》。在遵从《尚书》的同时,《孟子》增设虞舜罹陷与逃生的故事情节,丰富了舜的孝子形象。汉至清代,该故事衍生出四种文本系统:瞽瞍与象焚廪、填井,虞舜自逃;瞽瞍焚廪,二妃助逃;“后母”主谋,神祇佑舜脱险;瞽瞍放生。其中家人的加害行为多依据初始文本《尚书》《孟子》,舜的逃生则有不同的传衍,与初始文本形态差异较大。虞舜自逃表达了司马迁的“怨慕”之情与生命隐喻,二妃助逃显示了刘向对二女智德的颂扬,神祇佑助突出了敦煌变文的民俗宗教底色与劝谏主题,瞽瞍放生彰显了焦循对父子亲情与孝道伦理的归复。这些衍生性文本丰赡了虞舜孝道故事,构建了虞舜的完人形象,借此可探寻经学向史学、文学与民俗学的渗透路径,为诠释此类文本提供解读范式,甚至启迪其他学科的研究。

译者主体的创造性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 ,应在翻译中发挥其能动参与和积极的创造性作用。本文提出“衍生文本”的概念 ,并从译者创造性产生的前提、根源和具体实现方式这三个方面论证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客观存在 ,认为只有正视这种创造性的客观存在并对其加以积极运用 。

一部热播纪录片带来的受众解读思考

近日,一部以介绍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蹿红电视荧屏和赛博空间。纪录影像中的中华美食在带给受众观赏愉悦的同时,受众对该部纪录片的解码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在"源文本"既定的前提下,"译码者"在网络上进行观点博弈,"编码者"对解码进程持续关照,引导受众靠近或回归主导意义。此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处在一种"酝酿、释放、博弈、主流化、衰减"的过程中。本文将以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理论为框架,结合纪录片播出后的受众评价以及多媒体时代传受双方在"编码/解码"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简单剖析。

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与演变的史源性考察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历来备受关注。前人虽指出孟浩然见唐玄宗一事不可信,但并未深究故事如何形成。从史源角度切入,发现故事的成型与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一诗引起唐人特别是落第举子的广泛共鸣,以及王定保编撰《唐摭言》时的文献环境有密切关系。自五代以降,此故事不断变异,其流传路径及文本衍变现象,反映了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文本之间的深层次内在关联。从史源考察此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深入认识笔记、诗话等文献中的诗、事关系,亦可加深对强文献与弱文献不同性质的理解。

“以李杜之句法,写莎米之骚心”——旧体译诗衍生文本视野下的“归化”传统

旧体译诗选择以"归化"的策略承载外语诗歌,是植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翻译传统的.晚清民国是旧体译诗的繁盛时期,极大丰富了这个传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类比"成为了"归化"传统的集中反映,如苏曼殊将拜伦与李白类比,钱稻孙将但丁与屈原类比等.不仅限于诗人,中西作品间也多有此种类比.译者在使用旧体翻译的同时,已经开始对翻译策略的反思,从独特的视角对"归化"翻译进行了理论思考.

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

根据文本生成的不同方式,《史记》可分为司马迁独立创作的原生型文本和他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对于后者而言,司马迁通过各种形式的"钞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各类经传、诸子及谱牒文献"重写"为语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有序文本。在钞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发现并对这些个案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也是我们认识这类衍生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

文本系统与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除了关注以"人"系"文"的传统思路,还应该注意到文本细节、文本系统层面蕴含的时代性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汉魏六朝文学文本中正文文本、注文文本等不同文本文字的共生共存,文学文本与其他部类文本(如经部、史部、子部等)之间的交流、互动,造成了文学文本的多层次和多系统。这是文学文本复杂性产生的重要根源,为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条件。多系统文本具有"衍生性"与"开放性"特征,由此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形式的变化、文本的书写与传播以及当时文学史的真实进程等问题。多系统文本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从更大的文化意义上扩大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书写视野,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探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形成与衍变提供新思路。

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

从草创到讨论、修饰、润色,四易其手之后,一篇命辞才宣告完成。基于既有的文本基础,通过补笔、删略、改笔、缀合等方式便可生成新的衍生文本。由于写钞本时代文本的留存较刻本时代远为困难,后出的衍生型文本常常会挤压其源初文本的传播空间,造成后者的湮没与亡佚。对于写钞本时代留存文本的研究来说,“异质性文本的发现”首先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步骤,而如何认定文本生成、传播环节中不同角色对文本施加的不同影响,对于这类异质性文本的研究自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