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释学及其“阐释逻辑”

关于文本意义的三种决定论是文本、作者、读者中心主义。用戴维森的“三角测量”模式,可以解读一般解释学中文本原作者解读者三方的视界融合。我们赞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统一性”的观点,这也是“科学解释学”学者的基本观点。从非经典逻辑来看待精神科学及其解释学方法,众多新型的推理模式(包括“阐释的推理”)都应当归入非经典逻辑的范畴。“科学解释学”的“阐释逻辑”是科学逻辑的自然延伸和推广,科学发现不仅需要依靠科学方法论的逻辑,而且需要理解的逻辑,即“阐释逻辑”。科学史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设身处地”是读经典文本基本的“阐释逻辑”。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曾有学者认为,受众是由设想它的范式所促成的建构物.[1]因此,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与早期立足于刺激-反应模式的传媒效果研究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进行协商而产生的.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并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