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诗的文本迻录与读者接受探析——以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为例

彝族史诗的"文本迻录"是彝族史诗从第一文本、第二文本到第三文本的文本生成过程。期间的文本转换过程不仅有创造者的变换,还有接受者的变换。而文本作为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媒介,其在阅读活动中至关重要,也是我们用更多的话语阐释"文本迻录"的根据。

班簋銘文“■令曰”句新研

長期困擾學界深入解讀西周穆世重器班簋的關鍵癥結之一,是銘中"■令曰"句之"■"究竟作何解的問題。從班簋所見人物間邏輯關係出發,回顧該句約150年的研究歷程可以發現,衆多論説中,唯上世紀60年代郭沫若、白川静提出的以"■"爲人名、指受命東征主帥"毛公"説最爲合理。然■指毛公説也引發出一個關鍵疑問,即班簋銘文開篇、結尾皆用敬稱"毛伯""毛公"和"皇公",唯中間用私名"■",這不僅頗顯突兀,更令子輩班稱父輩毛公私名於禮相違。由於這個質疑一直未能得到較好回答,因而近年帶有彌縫性質的"■即班説"日漸盛行,"■即毛公説"反趨湮没。對此,文章分析認爲,班簋銘文前半段有對周王册命毛伯以授權其東征歷史情境的還原式追記。據西周册命金文文例,周王對受命者皆稱私名而鮮有例外,故班簋以"■"代指"毛公"當是周王與毛公政治隸屬關係的鮮明體現,班以私名"■"稱毛公並非違禮之舉,而是對册命一類政治活動規範與制度的回應。至於這種響應得以體現在班簋銘文中的緣由,從文本來源角度分析,當與册命金文製作時對官方檔案的轉録行爲相關。不僅如此,在創作銘文時,班採取了"自述"和"記録"並存的差異化叙事原則,故班簋銘文對毛公的稱呼出現了尊稱和私名並用的現象。因此,班簋之"■"確應指毛公,"■令曰"句可完整表述爲"(毛公)■令(班)曰:以乃族衛父身",反映的是時王在册命毛伯爲毛公以遣其率軍東征所舉行的相關儀式上,通過毛氏宗子調遣毛氏族徒參戰的史實。

“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下)──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

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种局面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它们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史诗的文本形态、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传统内部的基本叙事法则等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反思:⑴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⑵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process);⑶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⑷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

“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上)——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

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 这种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它们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 因此,在国际彝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中,简要回顾国内外几代学者对彝族文学传统与史诗直接地或间接地搜集、整理、翻译与评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线索:(1)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2)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追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3)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4)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