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文柄旁落下的文坛变局

明前期所谓“文柄”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且每一项变局的受力面,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

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进士及第,这一现象在唐后期开始出现,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偶见性举措,属于皇帝在科举制外的"文柄自决"。经过五代宋初的发展,特赐进士及第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宋初还将"赐进士"普遍化,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这标志着所有科举出身者都成为皇帝"文柄自决"的产物。唐后期五代统治者针对科举制存在的问题采取过诸多举措,但直到宋初"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相结合,特赐进士及第所代表的皇帝"文柄自决"权威被引入科举体制中,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明代文章“复古”的政治诉求及其路径选择

明代是"复古"理论与实践的繁荣期。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文章"复古"不仅是文学层面的价值判断,更与人格及世运互为指涉。明代文章复古的群体划分以馆阁之臣与郎署成员为主体,前者主张师法平易典则的宋文,后者则取径语体古拙的秦汉古文。二者对文章复古路径的不同选择,既是对制约文章语体的话题、场合、态度以及听者与说者身份等内在要素的考量,又是不同政治阶层间借以争夺文柄、维系内部利益格局与寻求政治变革的需要。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方孝孺之死与“台阁体”的兴起

方孝孺是明建文时代的“第一文臣”,在读书人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主持当时的文柄,《明史》本传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他的人品学识,特立独行,在明代开国的洪武时代已经为人称道。入建文朝,孝孺受皇帝宠信,施行政治改革,因“靖难”兵起而失败,族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