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文武兼修,行思合一 南通市海门区四甲小学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四甲小学创建于1868年,前身为李鸿章创办的“东渐书院”。百年的沧桑历史,孕育了学校深厚的文化内涵,1996年10月,南通市海门区首所少年军校在四甲小学正式成立,军旅教育理念在时代与历史雨露的滋润下开始萌芽。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学校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军旅文化主张,在独具风采的“军旅文化”特色旗帜引领下办学水平稳步提升,在响应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下,学校文化驶入了传承与创新的新航程。

文武兼备的武状元程鸣凤

程鸣凤(1225年-?),字朝阳,号梧冈,宋时祁门北乡善和里(今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六都村)人。祁门六都是一个山环水绕的新安程氏世居的千年古村落。六都村程氏一世祖是唐代检校户部尚书、新安程氏29世程仲繁。当年程仲繁镇守浮梁和祁门,挈家迁入,来到此地见一山巍峨高大,山脚有五支小山,遂定居于此,后世称此为“五爪来龙”。

文武老生表演之我见

文武老生表演融合了文武技艺,展现了戏曲的精髓。他们不仅是角色塑造者,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通过表演传递历史、情感和智慧,对戏曲艺术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现探讨了戏曲文武老生的产生渊源,对文武老生在戏曲表演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湖州市清泉文武学校欢迎您

湖州市清泉文武学校创办于1994年,占地面积560多亩,建筑面积6.2万多平方米。学校设有清泉小学、清泉初中、清泉职业高中、清泉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清泉自然科学探索园等,目前在校学生3350名,生源来自全国13个省市和自治区。学校建筑风格独特,依山面湖,气势雄伟,被誉为“太湖西岸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合论

帛书《易之义》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探讨了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作者将这些思想的阐述,导入人生实践,这样便与《中庸》的庸常之道、道家贵柔主张具有相关性。其阴阳调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很能说明作者在人生领域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

论明代文武臣僚间的权力庇佑——以俞大猷“谈兵”为中心

明代行"以文统武"之制,督抚、兵部大臣等文官主管武将铨选、军功考核等重要事务,武官自身常缺少政治话语。然而部分武官因与文职大臣交往密切,故能有效构建官场庇佑。这种文武大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又常与文化交往密不可分。抗倭名将俞大猷即通过参与缙绅"谈兵"活动,不断扩展自己在朝野的影响力。文武大臣之间的权力扶庇具有非制度的灰暗性,极易导致官场腐败,但俞大猷、戚继光等政治操守良好的大将通过严格筛选来扶保将材,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以文统武"体制。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 ,“偃武修文”呼声高涨。在地方政治层面 ,“文治”倾向表现明显。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 ,恢复“文治”。不过 ,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阀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 ,尚不宜估计过高。军阀标榜“文治”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 ,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与北方形成对照 ,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 ,“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 ,“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

日本武士阶级的文武合一思想

提倡文武两道，是日本封建武士道中的重要内容。到了江户时代儒学成为官学，经过儒学的改造，日本传统的文武两道观发展为以仁义之道为基础的文武合一论。而江户时代后期，由于承平日久，社会流于文弱，武士的文武观开始强调以尚武为主，认为统治阶级保持尚武精神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中国现代文武学校发展前景刍议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调查法对中国现代文武学校发展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对世界体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和杰出的贡献 ,一些国家的拳术源自中国或受中国武术的影响 ,期间中国现代文武学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诏图传》中补绘的“文武皇帝”考

关于《南诏图传》的补续部分,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文武皇帝"为长和国建立者郑买嗣,但是根据图中张保行获"赐姓杨"的题记,以及尊崇西洱河神等内容,可以推断其应补作于义宁国时期,图中所记"文武皇帝"为义宁国建立者杨干贞,所绘内容和文字表述均为义宁国起源的历史传说,故应为《义宁国图传》。

论科举考试中的“文武分途”

武举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设,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于文举被废止,与文举相伴推进、单独举行,持续了1200年之久,形成了我国科举考试发展史上"文武分途"的重要特点。这虽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推进武艺人才的选拔和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但"文武分途"长期存在,进一步强化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给我国古代社会的科学选才和引领社会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者对武人的担忧以及由此形成的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还有文武本身巨大的差异性和古代武学教育的极端落后。当然,"文武兼备""文武并举"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士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模式和推进科举考试制度改革的愿景目标。今天研究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现象,对于正在进行的"文理不分科"、自主招生联考的分与合,以及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等高考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王夫之文武关系论举要

王夫之的文武关系论,不脱离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而处处渗透着现实观照、宏观通论与哲学思辨。就基本态度而言,他强调在民族政治体内部,军事力量应统属于并服务皇权,而在朝廷腐败、危及衣冠存亡的关键时刻,则应优先考虑夷夏之防的千古通义,肯定武将僭越自立或割据自雄以保民保族的积极意义。他特别注重文武分途的不可逆转与军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从文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武功与国势的衰微之由与强盛之道。王夫之认为在政权并立之际,弱者的和谈策略运用得当只能应强敌于一时,切忌"空谈无实,坐废迁延",加强军备与人才培养的实干才是根本之道。当政者必须切记"夷狄相攻非中国之利",要扼杀敌人兼并弱小、做大做强之势,避免文教与谋略外传。可能存在"一时之害"的开疆拓土对于文教扩展具有长时段的积极意义,而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统一大业亦不可或缺。

论日本防卫决策制度的嬗变:由“文官统制”至“文武均衡”

二战后的日本汲取军部"暴走"的历史教训,以国家政治层面的"文民统制"及防卫部门内部的"文官统制"对军事力量进行双重约束。其中,作为中央省厅的防卫部门由两大人员系统组成,即由文官("西服组")组成的内局系统和由军人("制服组")组成的幕僚系统。内局文官的权限与地位长期高于幕僚军人,从而形成了"文官统制"的防卫决策制度。近年来,随着政治大国化进程加速以及"用兵"需求日趋突出,日本逐渐确立了"文武均衡"的新制度框架。与之相应,日本防卫决策过程中军人地位明显上升,政治家的管控能力则相对下降。

从“文武合一”到“心刀合一”——基于中日阳明学比较的视域

武士的形象在日本就如同中国的君子。中国有"君子一言",日本有"武士一言",都是用来形容诚信的。在仁、智、勇这三个核心概念中,儒士文化凸显的是仁与智,强调"仁智合一",而武士文化凸显的是仁与勇,强调的是"仁勇合一"。王阳明的"智"是建立在"仁"或良知本体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武士的日本讲的是"心外无刀",而阳明心学却讲的是"心外无理","理"即"仁"即"良知",它与"心"同一,"智"依附于"心",故而心智的本质仍在于仁或良知。这是心学化的阳明兵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是与武士化的兵学之道的重要差别。

孔子“文武合一”教育思想及其现实启迪

孔子,是一位文武并重的教育家和实践者。孔子继承、弘扬、积淀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文武合一"教育传统,这对于今天改革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建设者具有重要启迪。

夏州节度使文武僚属考——以出土碑石文献为中心

夏州党项政权据有夏、银、绥、宥、静五州,在唐末、五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其节度使幕僚机构既是重要的统治力量,也是维持党项民族发展的主要政治基础。现存史籍中,有关夏州的记载甚为零散、稀少,致使某些研究陷入困境。西北等地,尤其是陕西榆林出土的碑石资料弥补了这一缺憾,不仅能补正史及其他史料的不足,更促进了夏州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夏州节度使的僚属尚无专门论述,本文试从军将、文职等两个方面考察夏州政权的文武僚属,从而探讨其任职人员的迁转问题。

体备文武的周代贵族士人与《诗经》《左传》的战争描写

体备文武的周代贵族士人与《诗经》《左传》的战争描写李炳海（东北师大中文系）周代社会建立在分工不够发达的基础上，周人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先民的整一体，没有过分地向片面化发展。周代贵族士人是各种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是军队的骨干，具有武士的才能；同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