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文气论的理论创新

元代理学大儒吴澄颇重游艺之事,并显露出圣贤多能之气象。他习惯于以理学思辨为根据阐发文学艺术之见解,因此其文艺思想具有内在的哲学逻辑。他不仅推崇以气论文,而且由全体贯通的天地之气分解出时代气运、地方土气和作者才气等多重序列,并最终归结到气质之性上来,整个过程浑然邃密。不过,吴澄并不是“气本论”主张者,他坚持“理在气中”的学术立场和“理主气辅”的文艺观念,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初质素,理才是气得以如此的依据。如此,则气运和土风通过作者的才性气质发挥作用,作者也可通过积学明理的变化气质之功突破气运和土风的笼罩,此即时地因素影响文艺的机制与局限。基于对理气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认知,吴澄在文艺批评实践中构建了内涵丰富而体系圆融的文气思想,不仅将中国古代文气命题推进到新的境界,也对当下的文学地理学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气氛美学浅析中国传统文气论

文气论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也属于中国美学的一部分,是中国最早的自觉美学范畴。本文借助气氛美学这一新美学理论重新诠释文气论,在探究文气与气氛之间的联系同时,浅析文气从何而来、从文感知气的影响因素以及创造文气需要关注的元素与参照标准。重新解读文气论本体以及其与创作主体和感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探讨气氛美学与文气论的理论内容之外,也借此展现中国美学的特殊之处。

曹丕“文气论”在后世的发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话虽不多,但内涵丰富,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气作用论、阳刚阴柔论和风骨风力论三方面,讨论历代论者对曹丕“文气论”的发展和完善。

文气论的当代价值

文气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运用文气论的基本观点说明作家自身建设，说明文学创作某些玄奥的心理活动，说明文学接受和批评的一些重要现象，有着其他理论不能替代的作用。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只能是在对其重要论题进行具体的新阐释的基础上，找出其当代价值，并运用于创作和批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

古代文气论的现代转换

古代文气理论源远流长,但自清代之后渐趋式微。20世纪30年代夏丏尊、唐弢继承了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从音节、字句等语言形式方面认识文气,避免了古代文气理论的神秘性,增强了操作性,是文气理论的重要发展。80年代刘锡庆否定了单纯从字句上理解气势的观点,认为“气”一方面是内在的逻辑力量,一方面是外在的语言表现,完成了古代文气理论的现代转化。文气论对现代文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现代转换过程和前人的正反经验提示我们,现代文论建设必须强调作者个人修养,注重作品、作者、社会、自然的整体性和和谐性,克服神秘主义倾向,扩展“养气”途径,增强“养气”、“缀文”的可操作性。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上述三方面,继续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之论,使古典文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桐城开创者的文气论,二是桐城中继者的文气论,三是桐城后学者的文气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予以考察。上述三个阶段与三个方面,标示出我国古典文气论发展到桐城派文论家手中,其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唐宋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气"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味"、"韵"、"趣"、"格"、"境"等一起被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标示文学的不同审美质性。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气"是一个出现和成熟得较早的审美范畴,它孕育于先秦、凸显于秦汉、确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承传于元代,完善于明清,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中国文气论批评话语的价值与重构

当代批评话语的西方化、模式化一直是文学批评中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文论与当代批评可否沟通?学界见仁见智。作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批评理论和话语系统,文气论批评在当代仍具有普适价值,并与当代活的文学生命相契合,具有其话语价值和重构可能。

刘勰文气论

先秦汉魏时期关于气论的代表性观点可归纳为哲学层面、审美层面与文论概念的三种形态,这正是刘勰《文心雕龙》文气论思想的来源。刘勰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周易》阴阳刚柔的气论思想与曹丕文气"清浊"说。刘勰文气论内涵多样,最大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在文论史上首次确立了刚柔风格类型说,并以"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理论支撑,推演出了《体性》篇"数穷八体"的八体风格类型;二是以文气论风骨,提倡刚健的文风。

古文文气论举隅

文气在唐宋古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韩愈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按照韩愈的讲法，一个作家只要“气盛”，那么，文章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自然就能够恰当地表现出来。

中国古代的文气论

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术语,语义游移,易生歧义,莫过于“文气”。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他讲“文以气为主”,固然有他特定的含义,但自他以后言文气者,却是众说纷纭。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与论者所处时代不同,审美观念不同有关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气之“气”的内涵过于丰富。“气”的渗透性实在太强,人们可以把它注入层出不穷的物象中;“气”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人们可以把它和林林总总的名物组合在一起。

文思与修养——传统“文气论”的写作意义

文气论是中国古代文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过历代文章家、文论家的积淀蓄聚，使得传统文气论的内涵丰富，理论精深。时至当今，它依然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对写作活动富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

对曹丕“文气论”的再认识

关于曹丕的“文气”,研究者是见仁见智,本文则试图对“文气”作出系统的考察。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典论·论文》讨论了作家论、创作论、批评方法和文学价值论,那么“文气”与这四个方面都有关系。

“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曾国藩文气论初探

“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曾国藩文气论初探周艳华“文以气为主”，可谓是古代写作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清代文章家曾国藩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论文十分注意“气”和“行气”。曾氏论气，与文章的情、声、辞、篇、脉及风格等累密相关。内容十分丰富，它对于我们学习古代的...

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

文气论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论的发起,始于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说。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的文章要义之后,曾国藩在咸同之世增加"经济"一条,桐城文论已经几于完备。作为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在其指点之下继承桐城派文气说,提出为文以"自然"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在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过程中,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的影响不可小觑。两人在河北期间的书信往来,促进了张裕钊对行文技法的思考。在教授生徒时,张裕钊从文气论的角度,影响着后期桐城派的古文创作趋向,直接反映了张裕钊在后期桐城派传承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气论源流初探

《孟子》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属人格道德修养论,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及形成具有修养方面的相似性;曹丕“文气”论研究作家气质及个人修养与作品表现出的风格的相关性;韩愈要求写作要以气为先,此气为文章气势和作者胸中的儒家之气;苏辙的“文气”说包括个人内在修养、个人处境阅历,这是形成作家作品的重要源泉。

曹丕的文气论与诗歌创作实践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专著,它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开创了以"气"论文的先河,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文学理论家。曹丕的诗歌创作深受文学理论的影响,"气"之概念在其诗歌创作中有多重反映。其诗歌之"气",既表现出帝王的阳刚之气,又有文人才子的细腻情思。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既有阳刚,兼含阴柔的独特风格。

论曹丕的“文气论”及其影响

自觉地以气论文严格地说是从曹丕开始 ,他的文以气为主的论断涉及了文艺根本性问题。文气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浓厚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 ,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真正自觉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