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贵阳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朝编纂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历代著作总集,仅抄录七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因多次战争损毁,仅存三部。尤其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浙江省大力抢救、收集,多次补抄,基本趋于完整,是“国内孤本”。抗战期间,原本珍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辗转运到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内的地母洞,秘藏了五年八个月之久,得到很好的保护。

抗战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考察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独一无二的稀世文物。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火波及,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入黔,最终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贵州省立图书馆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护全面周到,通过晒书、加强保卫、改进庋藏办法等措施使得这部珍籍在动乱中保存下来。贵州省立图书馆为保存典籍,传承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功不可没。

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苦旅线始末

文章陈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日大转移及西迁过程,指出重建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苦旅线的意义。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其价值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为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上一段重要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实物证据之一,对其后西南诸省市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囿于史料分散各地及重视不够,致使其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未能深刻挖掘。文澜阁库书迁转史料属于抗战文献,至少应包括档案专卷、个人日记信札、时文报道、口述历史回忆录、遗留实物及史迹文物等,尤其是秘藏贵阳的档案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研究文澜阁库书迁转史料,具有学术意义,可为今后四库学开拓重要方向,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不仅可以揭露侵略者对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抢掠破坏的历史罪行,还可以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守护文脉、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对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及促进中华典籍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记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堪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梳理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各类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血脉和源头,可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研究

1937年8月4日,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其他善本离开藏书楼,开始了长达八年多的抗战西迁之旅。本文以贵州大学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为基础,结合负责阁书迁运、保管当事人的日记及回忆史料,参照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了阁书西迁与东还的经过,深入挖掘其间的感人故事和宝贵人文精神,揭秘阁书在颠沛流离中仍然保存完好之法,还原了贵州大学传抄《四库全书》轶事,初步探讨了库书西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轶事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4部库书之一，曾经历无数坎坷得以幸存。自1861年太平军二度攻占杭州阁书被毁到民国末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被补抄4次，即清光绪年丁丙补抄3103种，民国4年钱恂补抄33种，民国12年张宗祥补抄211种，民国23年陈训慈补抄1种。抗战全面爆发后，阁书又经历了奇迹般的大迁徙，1938年辗转贵阳，之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才东还归杭。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档案文献研究

1937年8月4日,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装箱起运,开始书写它历时近九载的西迁故事。故事中不仅有如竺可桢、陈训慈、夏定域等爱国知识分子“文军护书”的生动情节,还有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共护国宝的广阔画面。但这一事实因在当时是秘密进行,使其被历史湮没了数十年之久,直至2015年才被人们广泛知晓,而还原这一故事的是一份份泛黄的老档案。本文从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档案的产生、类别、馆藏和利用情况几方面对该批档案文献进行梳理研究。

抗战期间仁人志士保护中国珍贵善本古籍

陈君葆使3万册善本无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冯平山图书馆、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任职的陈君葆经历前所未有的劫难和严峻考验。1942年1月9日,日军宪兵队长平山对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施行长时间盘问,问话的中心在于来自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分装为111箱的善本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成书于清乾隆时期,一共七套，存放于“南北七阁”。浙江杭州文澜阁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