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路径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包含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囊括人文生态环境.而文化遗产遗迹作为人文生态场域的内生性写照,具备破坏不可逆和损害难以修复的资源特性.文物与生俱来的不可复制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务必涵盖于生态法治视阈之下,故借助于“公益诉讼”实行“文物保护”的措施势在必行.本文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论述“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内嵌“公益诉讼”的必要性,聚焦当前文物保护司法困境,继而探讨实践路径的可行性,以期解决公益诉讼之于文物保护的现实难题.

公民参与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想

文物保护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保护已逐步提上日程。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和文物保护类社会组织已通过有序行使公益诉权对文物展开保护,但是鉴于立法缺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二者在民事公益诉讼工作中困难重重。因此,赋予公民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形成与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相互协助的文物保护主体多元制模式势在必行。基于赋予公民原告资格面临着法律制度缺失、诉讼有后顾之忧、不利诉讼后果难控制等现实困境,应当从制度供给、设置公民诉讼保障机制、建立诉讼审查机制等多个角度入手,从而使文物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动因、现状、路径——基于96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文物保护管理体系长期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度有限。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能够从程序上突破传统诉讼制度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且能够达到事前保护的效果,弥补文物行政执法的不足。本文以96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时空分布、原告类型、被告类型、案件性质、责任承担、审理结果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总结当前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亮点与问题,并从路径选择、主体资格、程序设置、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就推进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提出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进行公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支撑,是保障民法典正确实施的重要力量,是助推二十大精神落实的重要方式;其现实困境表现为适用条件和指向较单一,主体和诉讼请求欠明确,诉前程序和设计显单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可以采取制定公益诉讼的专门法律,建立并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创设健全胜诉的奖励制度等。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具有公益性。目前中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相对完善,但具体构建仍存在争议与空白。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为入手点,探讨了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究相关法律建议,旨在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希望可以解决现实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有效维护信息社会公共安全利益。

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危机与程序统合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可谓壮观,但风生水起的背后隐藏着渐趋严峻的制度危机。危机的三重外在表象是“超简化立法系统性不足”“司法解释规则碎片化趋势”和“程序属性、制度功能异化”,其内在法理本质则是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实然性功能错位。将欲挽回残局,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须回归应然性功能构造。为此,要立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的立法进程,提出“民事公益侵害阻断程序”的理论性支撑概念,结合相关立法的一体化配套修改,推进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性程序统合。

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实践困境及其纾解

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旨趣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履行文物保护职责,维护文化公共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权、文物保护机关不依法履职的判断标准模糊等困境,阻碍了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完全发挥。基于此,可以从推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或增加司法解释,加强检察机关在检察建议中的司法节制,明确混合标准为主、其他因素为辅的标准入手,纾解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困境。

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资格探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新的工作要旨转移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探索建立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迫在眉睫。尽管早在几年前就有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案例判决出现,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文物保护领域的起诉主体等规定尚未具有明确具体的定论,相关法律规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建立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首要前提是要探讨文物的公共利益属性以及确定起诉主体范围,从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借鉴一定的成功经验。检察机关、社会组织作为文物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几乎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文物保护行政机关、文物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事业单位和个人是否能作为文物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多的争议焦点。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食品安全侵权事件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食品安全法》制定之初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食品安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提出,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遏制违法行为、维护食品交易市场秩序。然而,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并不顺畅,如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不一致、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失当、惩罚性赔偿金管理制度缺失。为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设功能,应从完善法律规定,统一裁判路径;调整计算标准,明确考量因素;设立公益基金,统一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反腐败公益诉讼的理论设想与制度构建

反腐败公益诉讼是扩大反腐败公众参与、严密权力监督体系、保障人民诉权的创新制度举措。反腐败公益诉讼的实施,有利于激发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促进人民监督权利的落实,进而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腐败现象。构建反腐败公益诉讼制度,应当着眼于拓展已有制度改革成果及充分利用现行制度资源,优化反腐败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设计,赋予包括个体在内的更多的主体参与反腐败诉讼,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反腐败公益诉讼启动模式;同时,还要完善支持起诉等反腐败公益诉讼的制度配套,引进反腐败公益诉讼的激励和补偿机制,构建更为完备的反腐败公益诉讼制度体系。

浅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一、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缘起公益诉讼发轫于古罗马,已在欧美日等法制发达国家盛行多年,并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启动,并由法院依法追究特定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国家、社会或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威胁是公益诉讼启动的前提。提起诉讼的前提不再局限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是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该制度能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分歧。运用法解释学、案例实证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立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指出在适用中存在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无区分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的关系不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够具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并提出制定衔接机制,明确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确立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抵扣规则;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的完善路径,进一步规制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系统论视角下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形成的保护妇女的中国方案,兼具“国家治理工具”和“妇女赋权手段”的复合属性。从社会系统论视角来看,它是一套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以司法途径保障妇女广泛权益的制度系统,在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已初具规模。该系统具有规范和价值层面的内部结构,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并与外界环境互动,进行自足的运作和保持认知的开放。同时,这一制度系统也存在自创生性有所不足、自足运转不够顺畅、化简能力有待提升和系统间结构耦合有待优化等缺憾。遵循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系统思维,应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内部结构,优化其与法治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从而实现对妇女的充分保障,更好地展现人权治理的中国优势。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对维护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设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其目的、审判对象以及司法适用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思维。同时,新时代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还体现了人民主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及依靠法治保障生态文明的法理基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我国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辨析——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当前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立法及实践凸显,其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关系并未厘清。两者存在诉讼对象的交织融合;两者界分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属性的差异;因利益或权益享有者类似,原告资格范围类似,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应明确检察机关的起诉资格;利益特性导致救济模式上都遵循损害预防的原则,都是适用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典型;核心利益属性的差异致使两者在诉讼请求和责任承担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恢复原状”的适用上。与此相关的就是不确定的公共利益概念带来的相关制度困境,应在立法层面围绕公共利益使其法定化、类型化和具体化;同时挖掘公益诉讼司法适用的制度功能。

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基于甘肃等部分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物是具有典型公益属性的物质文化遗产,将文物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定位不清、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关系不明、对履职主体范围的确定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判断标准不合理等诸多困境。为消解制度困境,应在科学区分“文物”与“人文遗迹”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采取不同标准确定诉前程序的监督对象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并从行为标准、结果标准以及是否存在客观阻却事由等多个维度对行政主体是否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进行灵活判断。

房屋买卖领域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信息化时代,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但房屋买卖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实体法运行乏力,行政机关怠于履职,民事诉讼难以发挥作用,为侵犯用户信息安全的行业乱象提供了土壤,大规模买房用户个人信息面临的威胁已经达到了侵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以行政公益诉讼的全面拓展为契机,将其引入房屋买卖领域,将有效回应个人信息公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需在案件选择、起诉标准、诉讼规则等方面予以创新和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了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机制,但仍然存在诉讼主体和诉讼条件规定不明、可诉范围规定过于狭窄、诉讼过程举证困难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为更好地发挥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救济作用,我国立法机关应当优化个人信息民事诉讼的起诉门槛和起诉范围,通过完善调查取证和质证程序、构建更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