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经史典籍中的音韵训诂与文献考订

根据古人诗文用韵情况整理历史文献,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源于汉魏六朝人的经传音义研究。或根据韵语和谐与否,考订版本异文,刊正其中讹误,或补正其脱简错简等;或根据韵文时代特点,考证作者的历史年代或鉴别文献真伪等,其功用甚多。自隋唐以来,一些经师学者在为经传史籍作注释时,就谙知此术。而宋代古音学的兴起,更是促进了文献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学者在治学和研究中,能够以古音研究运用于文献考订之中,如吴、朱熹、方崧卿等人在研究《尚书》《诗经》等文献典籍时就是如此。本文研究将从隋唐人经传注疏中的音韵训诂出发,介绍唐宋时期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发掘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总结其中得失,做到借鉴吸收,将有助于我们现代文献学和音韵学的研究。

“■”、“願”、“愿”的歷時演變研究——兼談在文獻考訂中的應用價值

現代簡化漢字"愿"有多個來源。表達欲願義的"願",自秦漢時期就常借《説文》訓顛頂義的"■"字來使用,後簡化爲"马"、"驱"等形,有時又類化爲"首"、"孩",同時偶爾也會借用《説文》訓大頭義的"願"。唐代中期前多以"驱"爲正字。唐開成二年(837)《開成石經》已全改用"願",北宋初年"驱"字幾乎被"願"完全取代,因此宋代以後的刻本文獻中基本上只用"願"而不用"驱"。表達謹善義的"愿",自先秦兩漢以來與"■"、"驱"、"願"等字區分嚴格,一直是獨立使用的漢字,從字義到字形始終有着清晰的界限,明清時期的通俗文獻用字中"愿"與"願"偶有混淆,但在經典文獻以及官方用字中判然有别,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才將"愿"作爲"願"的簡化字使用。這些認識對於文獻考訂具有應用價值。

文獻考訂中的辭例分析——以清人學術筆記《左傳》考訂條目爲例

清人的文獻考訂成果十分豐碩,但多散見於各種學術筆記之中,一一查檢頗爲不易。因此,若要深入整理和檢討清人的文獻考訂,就有必要以典籍條目爲綱,將散見的清人考訂加以彙總,然後進行方法論檢討。這一工作不僅有利於提升我們今天傳世文獻的解讀水準,同時也有助於改進當下出土文獻的釋讀方法。本文即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基於二十餘種清人學術筆記對《左傳》五則條目的具體考訂,重點關注清人的辭例分析操作,從方法論層面指出其特點、局限及改進之法。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价值与史实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了宋代王十朋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保存了珍贵的苏诗旧注资料,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冯应榴受乾嘉时期重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对旧注的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编年等方面作出了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熊希龄《请予沈莹庆以差使上端方禀》撰写时间考

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的《熊希龄集》（全八册）为熊希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收录集中的熊氏文字著述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然而，由于编者文献考订上的欠缺，某些篇章的写作时间考证明显有误。近日笔者再读《熊希龄集》，发现《请予沈莹庆以差使上端方禀》①时间考订上亦存在明显的错误。此文原稿藏上海图书馆，原文仅署月、日（“九月初四日”），编者考订该禀文写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10月2日），不知何据。笔者以为，按照文中提及的史实，此文不可能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四日，而最有可能写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四日（1907年10月10日）。

龚自珍文献学思想论析

作为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有着丰富的文献学思想。他对历史考证学有着客观的看法,从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论证了考证之学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赞许乾嘉考证学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同时也指出了乾嘉考证学的流弊。他对彝器、刻石、墓碑、古印、古镜、瓦当以及诗文的文献价值有精到的见解,扩大了史料范围。他主张用小学的手段考订经史,用古器物来订补文献记载的讹错。龚自珍批判学术研究中脱离现实的埋头考证,但又不否认考证之学的重要作用,广泛论定各类史料的价值,明显继承了乾嘉考证学风。

韩愈“临文不讳”考论

有唐一代,避讳风尚甚盛,而韩愈则承继源自周代的"临文不讳"传统,著述中触犯庙讳、御讳和家讳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不拘避讳的呈现既与当时社会"私家著述,亦不甚拘"的风尚紧密相连,又与其"舒忧娱悲"的著述宗旨息息相关。考述的韩愈"临文不讳",可避免陷入"避讳由松入紧直线发展"的认知误区,明了"以私家著述避讳证文献年代"的局限。

关于《宋史·礼志》记载南郊的几个问题

对《宋史》南郊的记载,从取材情况、史料价值和存在问题三方面进行研讨。《宋史》南郊取材包括直接抄录、删减加工和多处史料合并三种情况,史料价值较高,可以订正宋元有关文献讹误,同时也保存了宋代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也有特色,分类比较合理、取材较为得当、编排相对完整系统,因此也存在相当价值。同时,《宋史》南郊记载也存在着史实讹误与编排之失两大问题。

文学与史学融通的典范——评周绚隆《陈维崧年谱》

年谱之编昉于宋，盛于清，延续至今。众多古代人物年谱的编撰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通过考订谱主生平行事并逐年记录，能比较完整地了解谱主的境遇和心态，亦可管窥当时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等，价值颇高。有关清代著名词人、骈文家陈维崧的年谱编撰早已受到学界关注，周绚隆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用十余年时间在全面研究陈维崧作品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撰出集成式的著作《陈维崧年谱》（简称周谱），于2012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陈维崧行实的最新成果，用文本分析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方法，将陈维崧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他逝世的1980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一定会用许多出色的论文来纪念顾先生；我没有资格来全面地或就某一方面深入地评价顾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近六年清诗研究综述

清诗①研究在进入新世纪的六年中呈蓬勃发展态势。本文从文献考订、作家作品、诗学理论和研究述评等四方面对2000—2005年的清诗研究成果广泛搜罗并梳理归纳,以备有关研究者参阅。

21世纪以来韩愈碑志文研究综述

韩愈的碑志文创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21世纪以来,学界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韩碑思想情感的充实多元、艺术手法的突破创新、体裁样式的承前启后等诸多文学特质,推动了韩碑研究的整体发展。此外,对具体篇章的史实辨析与文献考订也是本时期韩碑研究的重要路径,但相对而言,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有待于未来更全面的探讨与推进。

2010～2012年古代文学研究前沿报告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发展态势虽有不同，但整体上进入一个稳步发展和深入细化的时期。大体上说，先秦文学研究由于近年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利用新出文献考订传世经典，显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相对来说进入微利时代，局部的细致研究虽时有新意，但著名作家研究鲜有重要突破；唐宋文学研究也逐渐进入发展滞缓的阶段，文献整理和文本研究两方面都未产生影响较大的成果；

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今天看到的中国古代早期经典文献,多数产生在唐代以前。这些文献,从口传到写本,从钞本到定本,再从定本到经典,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变异,以至于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早期经典文献,资料来源非常复杂,作者问题言人人殊。如何理解这些繁杂的问题,中外学者曾有过深入的探讨,也有过激烈的争论,迄今未曾消歇。当前,中国早期钞本文献问题,又成为热点话题,其中蕴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值得关注。站在历史的高度,研究梳理了中国早期文献传播的历史进程,又通过对中西历史观念的比较,探讨了从事钞本时代文献研究的基本途径,即文本细读、文献考订、理论思索,三者并重,并愿以此为契机,努力寻求学界同仁就此一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基本共识。

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创新

就文本和文献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研究范式,源于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即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根源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围绕这样的方法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方法。就方法论创新的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确实又经历了三大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创新和若干次的转换。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的研究历史看,"文本文献考订化"、"文本文献解释化"和"文本文献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三大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创新。三种具象的研究范式,没有孰重孰轻的区别,只有研究重点的差异。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4463项,各年产量高低不一,最高的年份达196项,最低的年份为零,但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明显,以1946年为界,分战前、战后两个时期。战前成果量虽然很低,但质量较高,尤其是有关张鷟及其《游仙窟》研究和白居易及其《长恨歌》研究,颇具开拓性。战后的成果量逐步提升,1980年代以后增速更快,不仅成果增量加大,作者队伍也扩张了近一倍。其中吉川幸次郎和松浦友久分别是战后两个时段日本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研究杜甫的第一人,松浦友久是日本研究李白的第一人。作品鉴赏、传播接受和文献考订是战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三大亮点。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及其限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

西方“马克思学”在学术发展日趋规范之后,先后发展出文献考订法、思想阐释法和差异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并在近四十年中表露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客观上曾经促进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发展,但是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新要求。通过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一方面需要历史认识与把握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批判神话这些研究方法的做法,认识到这些方法的限度。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体系。

读《清史·樸学志》稿管见

编者寄语2014年3月31日下午3时10分，来新夏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岁。近十年，来先生与本刊往来密切，经常有文献考订和书事随笔交《中国文化》刊载，我们则有文必登。本期的两篇遗稿，即为先生逝世前不久寄来，谦称供“补白”之用。我们非常怀念来先生的学问风采。他早年得陈援庵、余嘉锡、张星娘等名宿之教，以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名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北洋军阀史》、《方志学概论》等着述，足可成为沾溉後学的学术遗产。他出生浙省，就读辅仁，执教津门。思想自由，文笔灵活，着述宏富。噫！哲人远去，吾心伤悲，往事依依，不胜追怀哀悼之至。

写作的三个坚持

由于面向的是大众读者,所以文章必须深入浅出、曲折生动,但又不能进行任何虚构,可以有联想与自我判断,但不能任意发挥、不着边际--这是我对自己确立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好在我已经有了40多年文献考订的积累,基本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