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释到训诂: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与中国训诂学的发生

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分为“王官学”与“诸子学”两大阶段,前者属于早期的文化解释行为,在正名思想、教育普及和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它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在学术精神上,正文训诂的释义重心由词义外延转向词义内涵,以词义互证为基本路径,形成了训诂学特有的释义原则;在学术内容上,正文训诂从体式、内容、类型、术语等角度奠定了中国训诂学的学术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广义的“解释”凝聚为以语义为中心的“训诂”,体现出训诂学的发生规律。立足中国训诂学的历史起点进行溯源性反思,可以深入理解训诂学的古今之际,把握其学科特质与现代发展方向。

明代儒学:杨慎与焦竑的文献训诂学及其阐释原则

清代的考证学有继承明代考据学的地方,杨慎、焦竑、陈第等的训诂考证学对清代考证学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若从考证学与思想史的关系而论,则明后期与清代的考证训诂学各具特点,而这些特点必须从方法论的预设及个别学者的思想来理解。杨慎提倡汉儒经学以矫时弊,他之所以强调经学及训诂的重要性,是针对当时由陈献章及王阳明所揭起的一股不重读书、空谈性理的学风。杨慎并不以汉、宋经学为两个不兼容的经学系统,他的训诂及考证文章亦非为了要全面打破程朱经学、另奉汉儒为新的经学权威。他虽没有提倡三教合一,但并不排斥道家,更没有视宋代经说为阳儒阴释,必须重新全面研究古音古义始能回复儒家原来的思想面貌。此乃其与清代汉学家重大歧异之处。焦竑是明末少数能欣赏杨慎学术的士人之一。他一方面研究古音,另一方面又鼓吹三教合一的思想。可是他并没有运用训诂及考证的方法以证明他的三教合一主张;他的古音学并非建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上。他的训诂往往是直觉式的,远不如清代汉学家的训诂学与礼教思想有系统性的结合。从杨慎及焦竑的例子而论,明后期的训诂、考证学的发展既非为了打击三教合一的思想,亦非为了推动三教合一的思想运动。汉经学与考证的关系亦与清代乾嘉学者所理解的大异其趣。

从武威汉代医简看《说文解字》的编撰动因及其价值

武威汉代医简形成于东汉早期,用带有草书特点的汉隶书写,用字趋易求简,存在大量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和讹误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使用状况,为深刻认识《说文解字》的编撰动因及其在文献训诂上的价值提供了生动的文字资料。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