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文学” 之“文科”“文字与文章之学”义考

现代“文学”是从西方通过日译的中介而进入中国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知识体系分类的产物。近代中国“七科”中的“文学”有三个层级并三个不同的意义:“文科”“文字与文章之学”和语言的艺术即“Literature”。清末以来,“文学”三义在教育领域、学术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都被广泛地使用。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学院”是“文科”院,“中国文学”专业是中国“文字与文章之学”专业,也即后来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但当下各种字典和词典都不收录“文科”和“文字与文章之学”之义,文学研究中也忽略此二义,这是错误的。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量的篇幅介绍中国古代文字、书法、音韵以及经学著作、诸子,反而对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不重视,根本原因就在其“文学”是“文字与文章之学”之概论。

文章之学与桐城派文人治经

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在复兴进程中,汉、宋之争,激烈而复杂,成为清学演变的主线。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作为清代第一大文派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积极作出回应。这种应对与参与,形塑并彰显了桐城派的学术属性。乾嘉时期,汉学如丽日中天,然姚鼐迥异时流,创辟新说,肇开桐城派治学的新途径。他提出学问之事,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不可偏废。这种主张,固然是在折中汉、宋,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文章"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阮元“文章之学”新诠

从"真—伪判断"的理路,考察阮元"文章之学"的提出方式、阐释路径、文化内涵和意义指向,可以揭示阮元"文章之学"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人文学说的内在特征和历史内涵。阮元从"事当求其始"入手,严格区别"文"与"言"、"文"与"笔"、"文"与"古文"等概念,认定以比偶为核心、兼融声韵和辞采的"骈体文"为"文之正体",以此重建符合"孔子之道"的"文统",与桐城"文统"分庭抗礼。阮元对"文章之学"的提倡,具有以"持汉学、宋学之平"的学术姿态,挽救汉学流变颓势的时代意义,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不可或移的重要一席,影响深远。

论古代“文章学”的兴起与嬗变

经义考试让程颐看到散体文章创作的兴盛、普及,认识到文章与阐发经学义理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文章之学"。朱熹、吕祖谦等人则认识到从义理的角度阐发经典与围绕立意写作经义文章。他们在如何分析文章的篇章字句等方面有高度的契合,由此他们也真正赋予"文章之学"切实的内涵。程颐将"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并列提出,也是对文、道分立的明确体认,以此为契机,明清文章学由关注法度向审美领域拓展。

孔颖达的《诗经》文章学

孔颖达是第一个系统性整理《诗经》章句之法的经学家。他从字句、韵辞、章法、文势等方面来总结《诗经》的书写知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章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他的章法论和文势说,凸显了诗人的写作意识,显示了文本的内在意脉,这些都影响到后世学者对《诗经》文法特征的理解,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让文章与文学双峰并峙

纵观新时期文坛笔苑,一片生机盎然,百花烂漫。人们多把厚爱的目光投向兴旺的文学。小说、诗歌、戏剧、影视……作品如万花吐艳,姹紫嫣红,于是欣赏、评价、研究、探讨之作亦紧紧相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评论的繁荣,繁荣的评论又反之推动了文学创作的更繁荣。此间的繁荣景象实在令人振奋和鼓舞。

团结一致 继续前进 争取学科的独立地位——关于文章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从1980年提出文章学建设问题以来,经过许多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在学科体系的讨论、学术队伍的建设、文章理论及实践的研究诸方面,都有比较显著的成绩,形势很好。文章学之走向独立,已指日可待了。 在我们学界内部,正因为愿为它的独立作出自已应有贡献的人很多,围绕学科建设诸问题,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为了团结一致,继续前进,争取学科独立地位的真正实现。

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上)

从1977年起,在搁置了十来年之后重新接触了语文教学问题。六七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鼓舞之下,在全国范围内空前高涨的学术研究空气的推动之下,我重新回顾了语文教学的过去,也回顾了自己以往研究这个问题走过的路程,深深感到。

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中)

二、传统语文教学的四大弊端及其影响 对传统语文教学再认识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经验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问题方面主要也是三点。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

胡文英与《庄子独见》

自清初以来,以文章之学评注《庄子》的著作纷纷涌现,造成了庄学的新局面,其中以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陆树芝《庄子雪》等最为杰出。可惜学界有关《庄子独见》的专门研究尚不多,关于胡文英的生平事迹亦不甚了解。论文对胡文英的传记文献试加梳理,同时对其《庄子独见》等书的著述宗旨略作推论。

林云铭与《庄子因》

自清初以来,以文章之学评注《庄子》的著作纷纷涌现,造成了庄学的新局面,其中以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陆树芝《庄子雪》等最为杰出。论文对林云铭的传记文献试加梳理,同时,对其《庄子因》一书的著述宗旨略作推论。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考据学的挑战和桐城派的回应

清代学术至乾嘉时期演变为新的格局，所谓考据学的异军突起则是新局的主要成因。至此，汉宋之争已成燎原之势，延及包括辞章之学在内的各门学问。而这一次的激荡冲突又为清后期乃至更后的学术奠定了更广泛而坚实的义理及知识基础。本文以文艺学为范围，试图以考据学亦即新经学的挑战和依托宋学及唐宋文的桐城派回应为线索，勾勒出乾嘉时期文艺学自我演变的某些轨迹与征兆，或许可以说明古代文艺学原有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而在时势的变化中能够表现出予以因应而开放进取的精神。这一段历史对今天再度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而言，是值得悉心研究并有所继承的。

略论早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几种进路

清末民初中国大学开始建设,文学教育渐次展开,与此同时诗文或文学开始作为研究对象被制度化地建构起来。大体而言,这种的文化合理分化和建制,都是在西方强势典范效应下国族文教建设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细加按察,在20世纪初的00年代和10年代,文学研究的早期形态并不明显,由此生成的问学进路也多种多样,甚至一直到二三十年代,也并未形成突出的路径依赖。这里尝试扼要梳理清末民初时代的早期现代“文学”,显影其中较为突出的几种样态和进路。透过文教精英举擢而出的若干进路,可以理解清末民初整体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文学”焦虑,领悟其间问题意识之核心所在。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术语系统

谭帆在《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撰文指出,小说评点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术语群”。这个“术语群”有三大源头:史学之“论赞”、经学之“注释”和南宋以来“文章之学”。小说评点的“术语群”涉及诸多方面,分别对应小说评点的四个维度:“评论”“批改”“注释”和“圈点”。

读书人身上的一块“胎记”

一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因被南朝梁太子萧统编人《昭明文选》而得以幸存。这篇文章对文章之学、文人才性和文学批评等方面均有涉及,不失为一篇议论宏通、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