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辨体类总集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继承与创新——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辩》《文章辨体汇选》三书为中心

过去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储欣、姚鼐、吴曾祺、李兆洛、曾国藩等编选的以“归类”为旨归的总集上,以突出其在文体分类上执简驭繁的功效。《文章辨体》等辨体类总集尽管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上采取的是“每体自为一类”的方式,然细考其文类编排仍可见真氏四部分类之流风。将明代辨体类总集与此四部分类法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识别文类内涵的变迁,对客观评估真氏四部分类法乃至建构古代文章学的分类方式亦有所裨益。

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左传》评点学史

在《左传》评点学史上,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观点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第一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价值一直被遮蔽。通过系统梳理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南宋、明代、清代《左传》评点学史的关系,厘清真德秀与朱熹、吕祖谦、汤汉、唐顺之、归有光、刘祜、李廷机、方苞、林云铭、林纾、吴曾祺等在《左传》评点上的渊源,比较《文章正宗》与《文章指南》《文章正论》《古文渊鉴》等关于《左传》评点之异同,以及展现闽学派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可以进一步认识真德秀《文章正宗》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从《宋文鉴》到《明文海》: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

《宋文鉴》与《明文海》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宋文鉴》作为一部断代诗文总集,编选经过吕祖谦“由经入史,由史入文”的学术转化,构建出以宋六家为主体的文统谱系,以及“宋文正宗”的传道与文章范式。黄宗羲《明文海》取法《宋文鉴》,倡“明文正宗”说,将文统与学统相系连,以宋濂、王袆为明文开山,选文本于经史,主于经世之文,体现出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倾向。黄宗羲远承南宋浙学,近接阳明、蕺山一脉,注重情至之文,所提倡的浙东文道思想更趋于圆融。浙东文献之学奠立了浙学的学统和文统。从吕祖谦到黄宗羲,浙东学派通过总集编纂,建构了崇经尚史、重于世用的学统和文统。《宋文鉴》与《明文海》也彰显了浙东学派文以致治经世的学术思想。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论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

乾嘉年间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 ,其焦点所在 ,是确立文章正宗。考察它们的分歧 ,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 ,四大流派之争 ,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同作者群文化宗旨的差异。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系统把握古代的文章理论和乾嘉年间的文化状况。其二 ,四大流派在同一时期纷起争夺文章正宗的地位 ,这种共时态的流派竞争在清代表现得格外典型 。

《文章正宗》的成书、流传及文化价值

《文章正宗》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纂辑的一部文选汇编。本文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分析考辨，理清它的成书过程，指出此书是在真氏《诸老先生集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体现了宋人以道统治世的理学史观。本文通过对版本的考辨，寻觅出《文章正宗》宋椠本的版刻脉络，揭示其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

以总集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其主流是日趋繁复的琐碎细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四分法"以合并归类独辟蹊径,化繁为简,引人瞩目。真氏"四分法"融合功用性分类、功能性分类和形态性分类于一体,这虽然有违现代文体分类原则,但与古代文体分类的复杂态势相比显得更加合理。真氏"四分法"已与现代文学分类方法有所契合。

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审美价值取向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一部带有浓厚朱学色彩的实践性诗文选本,其"明义理)、"切世用"的选文标准,具有"实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内敛和伦理型政治文化特征。《文章正宗》所代表的理学文学观,反映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文艺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真德秀《续文章正宗》版本源流

《续文章正宗》是宋代名儒选宋代名流古文,在宋、元、明、清自成一个系统。考察其版本源流。

八股制艺与乾嘉文章正宗之争

在文坛复古思潮此起彼伏的清代,桐城派和扬州学派共同推动的乾嘉文章正宗之争,始终胶着在如何认识与处理古文与时文即八股制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上。选择以古文与时文合流的桐城派,凭借制式教育的力量完成了古文理念的普及,却遭致古文时文化的讥议;而选择以精英化的古文对抗流行时文的扬州学派,守护住了古文的文化底蕴,却陷入了受众寥寥的困境。这种抗争与妥协,正彰显出乾嘉文学复古运动的时代困局。

试论对《文章正宗》的接受和批评

古代诗文总集的编选历史上有一个选本非常值得重视,就是《文章正宗》。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打破了《文选》的体例传统,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编选诗文。在真德秀之后,文章总集的编选史上便出现了四库馆臣所说的"谈理一派"。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在理学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一部以理学思想为宗旨的选本。随着理学文化的兴衰,后世对《文章正宗》的接受、批评也表现出了一些历时性变化的特征。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后人在《文章正宗》流传过程中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理学文化、后人对文学的本质和形式的认识等方面都对这部选本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章正宗》的编选宗旨和文学史意义

真德秀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他的学说沿着朱熹的门路继续开进,为理学的独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文章正宗》是真德秀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按辞命、叙事、议论和诗赋四门编选上至《左传》《国语》下至唐末作品,以名义理、切世用的选文原则,试图寻本溯源,得文章的正宗之法。它的编选不论是对后期理学的发展,还是谢枋得的《文章轨范》、金履祥《濂洛风雅》等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文章正宗》选唐诗看真德秀的唐诗观

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文章正宗》编选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韦应物、柳宗元、韩愈六家诗,他精严的选诗标准体现了其秉承朱子的诗学思想,以陶渊明、杜甫为典范推崇雅澹兴寄的诗学趣味,并欲以通过《文章正宗》梳理诗歌源头,为后世提供典范的诗学主张。

《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述考

《文章正宗》是真德秀为正文章源流而编选的文学选集,在绍定五年(1232)由真德秀与刘克庄共同完成,此书在南宋和元代都有刊刻.本文主要针对《文章正宗》宋元版本进行梳理考证,对研究《文章正宗》的版本源流有所帮助.

汉代“王言”的经典化——以《文章正宗》为中心

《文章正宗》之前,两汉“王言”在文学批评界已受到关注。总集很早就开始选录两汉诏令文,随着《西汉诏令》《东汉诏令》的编纂,汉代诏令的地位被突出。《文章正宗》选录诏令文唯取汉代,从史籍中录入多达152篇,以西汉为多。这些诏令文在编者看来,不为空言,有益实用,风格典雅温厚,可为法式。《文章正宗》对汉代诏令文在总集中地位的奠定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其后总集选录诏令文带来重大影响。之后的通代总集,不论是“谈理”型,还是以辨体为目的者,抑或是像《文选》那样的传统总集类型,或分体由博返约者,选录诏令文或仅取汉代,或以汉代为主,或录汉代多于其他时期,不断推动着汉代诏令文的经典化。

从《文章正宗》看真德秀对公文的认识

真德秀在其编撰的《文章正宗》一书中,选录、评价了大量汉代及汉以前的公文,透过他的点评我们可以略窥其对公文的一些认识。他认为在公文的写作中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书中他对公文的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同时他还对春秋和汉代公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写作学与文章学关系的管见

在文章学学科体系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写作学。不少人把文章学和写作学等同起来,也有的说“文章学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文章学和写作学都是刚刚兴起的新学科,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现就二者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其它一些问题,谈谈一己之见。

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

真德秀丰富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主要从《文章正宗》的编纂中体现出来。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文章正宗纲目》所体现出来的,二是王应麟《辞学指南》和吴讷《文章辨体》中所引真德秀文体言论的文献中体现出来,三是《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学思想。

中国散文评点“三宗”论

在吕祖谦《古文关键》之后,南宋后期陆续出现了多种性质相近的古文选评本,其中,楼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与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最具代表性。本文以为,《古文关键》和《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可谓中国散文评点的"一祖三宗"。三宗继一祖而起,各有继承和发展。《崇古文诀》以文法为中心,是文章家的评点;《文章正宗》以义理为中心,是理学家的评点;《文章轨范》则文法与义理并重,是传统文士的评点,它们三足鼎立,代表了古文评点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

论真德秀的诗歌理论批评

真德秀是朱熹之后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不仅被视为理学正宗,其诗歌理论批评也继承并发展了朱熹的理学诗学观点,是理学家文学思想的典型,也成为官方正统文学思想的代表,表现出鲜明的理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