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建设丛书”的命运与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场域——以丁玲1952年致厂民信考释为中心

12卷本《丁玲全集》收录了丁玲给厂民(严辰)的一封信,此信并没注明写作日期,全集编辑委员会判定写于1952年编排在4月8日之前,其实是有误的。根据信件中丁玲提及的日丹诺夫引文、丁玲赞同厂民对引文的"修改",丁玲正在参加检查商人小组工作等内容,结合1952年全国文艺宣传教育部门参与"三反"、"五反"运动的相关材料,我们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52年1月22日之后、2月26日之前。信件涉及共和国初期的大型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的终止,以及丁玲对文学书籍出版的"设想",对《人民文学》杂志的"批评",这为我们反观建国初期的文学场域提供了"直接材料"。

文学广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性文学出版体制的构建带来文学广告商业功能的弱化和宣传功能的凸显,使之更加注重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广告的形式编排和媒介选择隐含着复杂的媒介权力关系和宣传秩序。单册作品的广告词立足于革命性的解放经验和工农兵文艺的创作方向,多层面塑造“人民文艺”观念,形成了强烈的方向性引导。尽管文学广告的效果有限,但其通过营造社会氛围、调节文学生产、增强文学媒介联动等强化了文学宣传的效力。文学广告的运作和基本形态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宣传取代文学消费过程中的价值转换与秩序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