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集《呐喊》新潮社初版溯源

1923年8月《呐喊》在新潮社初版,在此之前两年,已有陈独秀、胡适等邀约集结出版,可见新文化阵营对这部小说集的重视。以周氏兄弟与文学研究会及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再加上北大与张元济的密切合作,理论上《呐喊》最佳的出版资源应该是商务印书馆,但由于现实中如译文退稿、新潮社相关人员等种种因素,鲁迅最终选择在新潮社出版他的第一部创作小说集。本文通过鲁迅书信、日记、文章及《呐喊》初版本排版、印刷等各方面线索,试图溯源这本小说集初版出炉的过程。

门生与后生:鲁迅读者的“生产性激活”——以许钦文为个案的讨论

在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时,陈平原曾经举张恨水与鲁迅的读者为例,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并提醒我们注意,虽然张恨水的读者在数量上远超鲁迅的读者,但后者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更值得探究,因其"有批评、转载以及模仿写作的可能。"

当冷战现代主义遭遇文化民族主义——关于中国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及其文化再造运动的考察与思考

本文以中国香港现代主义文化团体中国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1958-1964)及其倡导的文化再造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协会刊物《新思潮》与《好望角》的文艺风貌,辨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中国香港现代主义与冷战现代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附着交织又有所创造的具体面向。本文认为,美国政府推广的冷战现代主义主要着眼于艺术的政治功用,而中国香港对于欧美现代主义的接受侧重于艺术本身与民族文化再造。此外,本项研究尝试厘清以下问题:其时中国香港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工业、离散文化以及文艺新潮社的多重关系等。本文认为,这一文化再造运动试图以个体创造性为根本、民族文化新生为旗帜、中外文艺交流为媒介,想象与构建一种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共同体。

《呐喊》版本新考

本文以鲁迅《呐喊》初版、再版和三版本为研究对象,考证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中短篇小说集最初三个版本的印数,以及它们与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虽然并不十分复杂却又颇为敏感的关系,试图填补《呐喊》版本史研究的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