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互文·戏拟·空间:文艺符号研究

“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卡西尔语）。文艺符号学是上世纪产生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美学流派。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及其弟子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对此都有重要阐发。文艺符号学更是以巴赫金、洛特曼为首的俄苏符号学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栏目刊登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互文、戏拟和空间切入，对文艺符号进行了研究。

塔尔图符号学在中国

塔尔图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于苏联,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并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1986-1993初步推介阶段、1994-2004纵深研究阶段、2005-2012多元扩展阶段。塔尔图符号学两大学科分支,即文艺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在中国扭结交错。先是清一色的文艺符号学研究,后是文艺符号学占主要地位,文化符号学初露头角,最后是文化符号学研究飙升,渐进取代单义的文艺符号学研究。塔尔图符号学研究发展至今,已经不再仅是初阶段认定的文学理论,而是包罗万象的广义文化。

索绪尔对文学理论的意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文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都从索绪尔那里吸取过养料。从语言入手来进行文学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前那种以作者为基点的研究方式。它启发了这样一种思潮:文学研究可以从作者对作品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恩主》艺术符号能指的形成与时空迷宫风貌:叙述主体的分化、“不可靠叙述”及本文的空间化

国内对桑塔格《恩主》的研究与评论,多是从对艺术本文内容的阐释与挖掘入手的,而几乎没有涉及对艺术本文形式的研究,更毋庸说是对其艺术符号能指构造与特征的艺术批评。本文从艺术符号内容的形式角度切入,借助俄罗斯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的批评方法,在艺术本文能指的形成与其本文的空间化的特征两方面,探讨并展示了《恩主》作为艺术符号的能指的自我凸显性、文学性与内在图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