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20世纪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评析

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左联作家和自由主义文学家之间的著名文艺自由论辩,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想、欧洲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影响。同时,文学政治化和工具化给整个20世纪带来了历史影响:这种趋势配合革命浪潮,反对国民党的文学专制,宣传革命思想,开阔作家创作题材和精神世界,但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如政治审美代替文学审美,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导致作品的艺术水平下降,并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钳制了文学发展。

盟主的气度,历史的高度——“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保持缄默态度原因之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中,作为左翼盟主的鲁迅并没有正式著文批判胡秋原,而是保持缄默。对于其中的详细缘由,笔者试从对文学"同路人"的态度、对真理的执着守护、对普氏理论的共同见识、众多文艺理论问题上的共鸣等方面进行了推测,以求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文论理解的深刻性以及站在历史的高度认识问题的敏锐性、预见的深远性,感受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特性管窥——纪念《讲话》发表五十二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五十二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十年浩劫之后,是理性的力量,促使毛泽东同志从“神坛”上走下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是理性的圣水,洗去了林彪、四人帮溅到毛泽东同志身上的污垢,还给毛泽东同志以本来面目。这几年的“毛泽东热”、“红太阳热”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之间——略谈中国现代小说的介入意识

一七十年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直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意识,表现出高度的评价生活的热情。在几乎所有小说家的艺术观念中,似乎那种无倾向性的价值中立态度根本就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论以哪种艺术方法进行创作,其着眼点都不在于告诉读者客观世界的状况,而在于传达对客观世界的评价。

胡秋原:文学自律的守护者

学界一般笼统地对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中的所谓"第三种人"持否定态度,而实际上胡秋原无论是对民族文艺理论的批评还是对钱杏邨理论的指责都是为了守护文学自律,这并非意味着他否认文艺与政治、阶级的关系,但其底线是他律的力量不能破坏艺术之形式。尽管这些意见可以矫正其时左翼文学的偏颇,但由于胡文极尽嘲讽之能事、再加上苏汶高调的声援,有点儿"浪费的"论争在所不免。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文人与革命：从“第三种人”问题生发的左翼诸面相

本文考察了"第三种人"如何应对革命和左联的文艺政策,以此为基础,再剖析左翼应对"第三种人"时表现出来的诸多面相。同一场论战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鲁迅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如何处置往昔的追随者;冯雪峰则努力调和师、友、党、我的矛盾;茅盾在意的是《文学》与《现代》的竞争。论战彰显了有关各方在以左翼为中心的文坛上的身份、地位和功能;"边缘人"特有的文化气质,亦在论战中表露无遗。

作为革命债务的遗产——“第三种人”论争中的“文学遗产”问题

“文学遗产”这一今日用于指代旧文学的术语,在30年代由苏联译入汉语时,所指的仅仅是19世纪的欧洲文学。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向中国旧文学转移的过程中,1932年的“第三种人”论争可视为其转折点。在论争中,被当作“遗产”的“同路人”文学和“大众文艺”实具有相同之结构:作为革命所不得不面对且加以利用的资源,这两种资源与其称之为“遗产”,不如称之为“债务”。倘使如此,“接受遗产”对革命而言就并非带补充性质的闲务,而应当视为其本体。“第三种人”论争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背景则提示,不得不转向“遗产”以寻求自我再定义的,是陷入分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