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视域下的文学、文士及文体观——以历代正史文苑传为考察中心

历代正史有文学、文苑、文艺三种列传类目,反映了史官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学传”以“文”与“学”并重;“文苑传”侧重于文章专门之学;“文艺传”将文章视为“一艺”。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的道德瑕疵,历代史官却将“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历代文苑传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文苑传对于诗文作品的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落实到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确立后,建立在统一意志之上的官方修史观念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而产生的。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今文苑”与“小说言”:论李开先的群像叙事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至十中有二十余篇文传,涉及对"弘治七子"与"嘉靖八才子"的评价,且与其《九子诗》《六十子诗》构成隐性的文本对话,呈现出一组颇具特色的作家群像,体现了较明确的当代文学史书写意识。但在嘉靖后期,一位作家要在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主动为同时代作家立传,其掌握的原始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书册的传播速度,李开先亦自诉其苦。故讨论其传记中的叙事技法,不应视作"独立文本"予以开放式的阐释,而应建立在与其"前文本"对勘细读的基础之上,探问作者对志状、文集、见闻等不同文献层级的差别态度。尤可注意的是,李开先作为一位杰出的戏曲家与藏书家,对通俗文类抱有很大的热情,故积极地将俗文学元素植入传统的传记写作之中。白话小说语言及其技法的介入,口传文学书籍化大势下对口述史材料的再重视,基于知识人市侩化习气的审丑模式开拓,皆可视为李开先对时代文学新风的捕捉及在文传创作中的有益尝试。

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广东文士记载的形成

清史《文苑传》等正史类传对广东学人的记载,是岭南文化影响扩张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因相关档案深藏内府,无人知晓。通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续文苑底稿》等清史档案,可大致还原清史《文苑传》对岭南文士记载的形成过程。广东文人群体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的早期阶段一度未被记载,但在1884年至1888年清廷集中续修时境遇大改,多达七人在清史《文苑传》中被列为正传。这七位广东学人连同附传人物,书写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咸时期广东学林的状况。广东学人集体被记入正史,是朝野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广州府学纂辑、广州府呈报的《采访册》是少有人知的清代广东学人合传,成为广东学人记载的基础。总纂谭宗浚和缪荃孙等人直接负责纂辑广东学人传记,他们采纳了《采访册》中的某些记载并进行修订,最后形成清史《续文苑底稿》中广东学人的诗文史和经世学记载板块。清史《文苑传》对广东学人群体的整体记载和书写,对今天研究岭南学术文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后汉书·文苑传》文体史料考论

《后汉书·文苑传》以先文后笔的次序排列文体,是范晔结合魏晋至南朝宋已经形成的文笔有别观,同时依傍《文章流别志》《文章叙录》等进行改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东汉已经产生了清晰的文笔观。实际上范晔只是调整了文体的次序,并未伪造文体篇目。《文苑传》烦琐地罗列各种文体篇目,而未简省地称为"集",符合东汉文章篇目的存在形态。范晔保留其旧貌,反映了其修史的严谨态度,保证了文体史料的可信性。

《宋史·文苑传》考证

《宋史》卷帙庞大,错漏重出,为学界共识。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宋史》吸取前人校勘成果,又以众本参校,详加比勘,可称精审。然原书讹误实在太多,校勘时难免遗漏,对比其它一些宋代史料文献,发现《文苑传》中的八条材料,或地名、官职等因形近而误,或记载内容有误,旁及其它史书的一些问题。通过发现宋代史料的疏误,更加深入地了解宋代历史以及宋代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艺术传》“断层”后“艺术”内容迁移《文学传》《文苑传》

《北史·艺术传》以后的新旧《唐书》变更了“艺术”的概念,该类传是为《方技(伎)传》,看似《艺术列传》形成一个“断层”,究其《艺术传》的内容转移或隐移在其他《传》和《志》中,成为另一种并行的方式传承艺术内容。最为直接的是《艺文志·子部》用了“杂艺术”或“艺术”,包括《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中绘画、书法,以及《音乐志》《乐志》等有关音律的脉络,为《清史稿》重构《艺术传》奠定了宽广的艺术内容,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本来面貌。

南朝正史《文苑传》脞论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南齐书》设立《文学传》承继之。在这些传记当中,史传人物的入选标准、文学才华以及史臣的评述意见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体现出南朝文学发展的脉迹。正史《文苑传》的集中记述成为后人认知与评价南朝文人文学创作的直接途径。

陈用光与清国史馆《文苑传》中桐城派谱系考

清国史馆《文苑传》第一次稿首次将姚鼐等桐城派文人写入国史,姚鼐亲传弟子陈用光曾任《文苑传》总纂官。重新考察陈用光供职史馆的历史情境,可知诸多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国史编纂并施加影响,总纂官对入传人物并无独断权力。姚鼐本人荐举他人入《文苑传》并非纯粹以学统为标准,《姚鼐传》却塑造了姚鼐对抗汉学、力宗宋学的形象。翁方纲同为陈用光与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之师,其弘扬宋学、匡正学风的宗旨极大影响了《姚鼐传》的书写。这一稿《姚鼐传》广为流播,成为后世不断书写姚鼐抗衡汉学、根柢程朱的学术形象的源头之作。

论南朝文学及文士观念的发展——以《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为参照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觉醒的时期,《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分别从史传与文选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东汉的文士与文学进行了关注。前者首次以类传形式为文苑之士单独作传,共有22位传主,其中多庶族寒门之士,体现出寒士入仕并崛起的社会现实以及范晔"以文为耻"的态度;后者收录了21位东汉作家,但入《文苑传》者仅3人,可见《昭明文选》更纯粹地是从文学角度选人选作。从《后汉书·文苑传》到《昭明文选》,可以窥见刘宋至萧梁近百年间的文学、文士观念的演进及寒、士族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

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清史《文苑传》对诗学史的改写——基于对钱谦益的探讨

清史《文苑传》的纂修起于清末、成于民初,经历鼎革,表现诗学改写与思想流转,对研究易代之际的诗学书写具重要价值但学界关注不多。文章基于清史《文苑传》对钱谦益的改写,揭示编纂官所展现诗学正伪、源流之辨,进而指出:清史《文苑传》以"超汉越宋"为祈向,认为钱谦益负起衰之责,其取法宋诗构建清诗,影响清诗史脉络流转。至王士祯、翁方纲等人,展现诗学复古开新、集成创变并于道、咸后诗学转捩。这是史官对历史的还原与纂史之改写,寄予易鼎后的诗学选择与文化坚守,是审视清末民初诗学流变的重要场域,值得探研。

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载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栽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清史列传·文苑传(三)》订讹

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列传》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因该书著录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典故驳杂,故难免出现一些讹误。笔者对该书《文苑传(三)》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加以考订,以备学人参考,并期就正于方家。

新旧《唐书》文学观比较——以文苑(艺)传为切入点

《旧唐书》与《新唐书》是关于唐代文学的重要文献,但由于成书年代、作者不同,所以文学观念是不一样的。《旧唐书》更重骈文,反映的是唐五代以骈偶为宗,辞采为贵的文学观念;《新唐书》更重古文,反映的是北宋古文兴起以后以散体行文的文学观念。为此,可以两《唐书》文苑(艺)传为研究点,对比其文学观念,分析其生成机制及对后世的影响。

钱谦益反复古思想与《明史·文苑传》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对有明一代文学作过总结,褒贬之中激烈地抨击了曾经百年的复古文学派.由于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和钱氏学术地位之尊,钱氏之论进而影响史局,使《明史·文苑传》弥漫着浓烈的反复古意味.只因史书遮目,后人读史,难见公允,不可不辨.

试析《晋书·文苑传》的文学思想

《晋书》是唐修＂八史＂之一,目前学界尚无具体针对《晋书·文苑传》文本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的探讨。本文拟紧扣《文苑传》文本,以序、论、赞为中心,通过探讨其重要语词,以窥《晋书·文苑传》所体现的文学思想。通过探讨,笔者认为序和论赞中所传达的文学观为服务政教、＂缘情＂、尚文采。

《宋史·文苑传》中宋代书画文人的形象建构

《宋史·文苑传》囊括了宋代多位书画大家的传记。与宋代传记和笔记中的人物形象相比,《宋史·文苑传》更突出传主的艺术成就,主要从传主作为艺术家的角度来书写其事功政绩、个性气质,同时也倾向于网罗其逸闻趣事,乃至具有神化色彩的人生经历,以期与其书画的精妙相得益彰,与其灵动的艺术风格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宋史·文苑传》对书画文人的形象建构,与元代文宗时期组建的奎章阁学士院存在深层关联,体现出元代史官对以艺术为进身之阶的前代文人的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接受,以及后代书画文人的自我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