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传统译论中“文质之争”的探本与祛魅

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看似翻译方法论之争,实则为古代文论中的"文道之辩"在译学范畴内的延伸和体现,且一度成为译学史上持续几百年之久的核心话题。近现代以来,"文质观"在译学研究中逐渐"失语",并被西方"直译意译"的理论范式所遮蔽和替换。随着新时期中国翻译学科的建设发展,有必要对传统译学理念及其价值进行探本溯源和内涵厘清,以促进本土译论体系的重构与完善。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文化视野下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辨析

在我国古代持续十一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关于经文的"文质之争"从未停止过。借助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来看,"文质之争"不仅仅是翻译方法或译文风格上的分歧,而是反映了在译入语文化的操纵下,译者如何对"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做出的选择。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对当今译者的启示

“文质之争”经历了从东汉到北宋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从重文重质，到文质融合．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时代需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文质之争”启示当今译者重视源语和目的语，把握时代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方能做好翻译。

论“文质之争”的深层原因

文质之争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首次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对后来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尤其是翻译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挖掘文质之争对当代翻译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文质之争的发展过程,深入阐明了文质之争发生的深层原因,希翼为中国翻译方法论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从佛经译本“文质之争”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质之争"是当代翻译中归化与异化之争的最早的一次交锋。通过分析佛经翻译史3个阶段"文质之争"发展的情况和结果,进而引出我国当代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经过对比提出归化与异化应该互相结合,协调统一,才能使翻译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回归历史:解读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本文主张回归历史,对这一传统翻译思想进行科学解读,发现文质之争源于《法句经序》,历经三国、两晋,直到唐朝,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结果。

反思中国佛经译论史之“文质之争”——以“文”派支谦为例

以"文质之争"为核心的佛经译论史勾勒,虽然结构清晰易于理解,但"文""质"毕竟是模糊的相对性概念,难以担当解释复杂翻译现象、诠释个体翻译主张的重任,支谦即一位被"文"派标签所掩盖的典型。本文以支谦所译《法句经》及其撰写的《法句经序》为切入点,结合文本与史料,重释支谦的翻译思想和事实;同时以支谦为线索,重新梳理中国佛经翻译时期与支谦译经相关的历史评论,结合佛教传播史料,解读不同评论背后的翻译需求和主张,及其褒贬变化与中国佛经翻译史的关联,并由此反观聚焦于"文质之争"的佛经译论史研究之局限。

浅论中国翻译史中的直译意译之争

文质之争,又称为直译和意译之争,是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历年来围绕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家。本文主要从佛经翻译中诞生的文质之争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中国译学史中的直译与意译的论战,并致力于理论的构建。

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与佛教文本外译

佛经翻译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对接的活动。正是由于有了佛经作为媒介,佛教才能在中国古代掀起一种新的哲理思潮。而从汉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的佛经翻译活动,不管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都在中国传统翻译中占有重要一席,甚至可以说,中国翻译始于佛经翻译。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他们的翻译理论独树一帜,见解精辟。通过对他们翻译理论的解读,可以对佛教文本外译的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解读佛经翻译中“信、达、雅”之源

我国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发端于佛经翻译。自有翻译活动以来,翻译方法和技巧也受到后人不断探索和研究。研究佛经翻译理论,研究其源头及发展过程,研究其对后来翻译理论的影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翻译理论,从而对我国翻译实践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简评佛经文学翻译之“三支”

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娄迦谶、支亮和支谦,因为在佛经翻译方面不懈努力、成就显著,在当时就被尊称为“三支”。文章通过简述他们的佛经翻译生涯及其各自的翻译风格特色,评述其对佛经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论玄奘的翻译为何被尊称为“新译”

佛典汉译历时1218年,仅有鸠摩罗什和玄奘的翻译被人们尊称为"新译"。鸠摩罗什反对用儒家、道家术语格义佛学,主张用解释法直接翻译原文,开创了历史上纯正佛典汉译的新纪元,所以其翻译被人们尊称为"新译"。到了唐朝,玄奘的翻译为何再次被人们尊称为新译呢?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包括玄奘的学术造诣高深、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的译场翻译程序、反对格义与反向格义、"五不翻"翻译思想、解决了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六个方面,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发力,成就了玄奘"新译"。在特别重视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的今天,玄奘"新译"对如何译好中国故事具有很好的启发、借鉴作用。

翻译美学思想与文质之辩

翻译美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其理论形成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的文质之辩和译史中的文质之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文""质"之辩对翻译美学发展的影响。

佛典汉译的阐释学研究

佛经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作为外来异质文化,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从非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本文以阐释学角度分析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和各阶段特点,分析了不同时期译经者的译经策略及其在佛经阐释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