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言、意、象——翻译与言外之意

翻译的文与质或直译与意译之争自翻译诞生之日起就有。随着领土概念和民族意识的增强,翻译不只涉及译者的双语能力和对翻译话题的专业理解,还成了道德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具。然而,翻译毕竟不是原创。忠实原文不仅是译者应有的职业道德与能力,也是对原著所代表的精神实质和时代背景的尊重。

轻逸、自治与自我塑造——当代新诗的江南视角

"江南"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子集,隐含在传统对于"南方"文化的理解中,江南文化是跟中原文化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相对性概念,起于六朝,伴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迁徙至江南的北方世家与江南世家经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形态与精神。①自六朝以降,文学层面上的"文质之辩""文笔之辩""文道之辩"背后始终暗存着南北之间的差异与竞争。

情感与秩序:以儒家情礼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今天的情感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的大量研究已陷入过度微观化的狭隘格局,而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应该直面当今社会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并重新思考社会理论在古典时代提出的秩序根基这样的问题。儒家思想传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本文围绕儒家关于情礼关系的叙述展开相关讨论。孔子为应对当时周礼虚浮空疏的危机,以“仁”这一有着重要情感内涵的道德范畴为礼奠基,由此产生了情礼关系问题。而情礼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合于“仁”的、中庸的)情感是礼的基础,另一方面礼又反过来调节(容易有偏的、具体的)情感,此即所谓“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儒家情礼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各种有关秩序及其基础的现实困局仍然富有启发性。

翻译研究中的“真”、“善”、“美”

我国从古至今的翻译实践可以概括为"求美"、"求真"和"求善"三种模式,分别体现在"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的论争中。三种模式的兴替与一定的政治、美学和文化力量紧密相关。我国的翻译研究在跨越了从"求美"到"求真"到"求善"的历程后,变得全面和丰富起来。

战国时代的铜器复古

战国时代，变法革新运动催生出剧烈的社会变革，不断影响和冲击着各地贵族的礼制思想与实践，形成了这一时期青铜礼器使用的众多显著特色，尤以铜器复古与革新并存最为典型。一方面，新式礼器不断涌现，取代传统器形，并逐渐走上生活化、世俗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古老的器形或装饰特点被大量复制或仿造，规范严格的传统礼器制度也重新得到推崇，从而展现出强烈的复古风尚。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