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

现今所能见到的《文选序》早期写、钞本有 5种 :吐鲁番出土唐写本 ,日本上野精一氏藏钞本 ,日本猿投神社藏两种钞本 ,日本九条家藏本。由这几种写本与刻本的《文选序》相互对照所列异文可知 :九条家本出自李善本系统 ,接近于尤刻本 ;猿投神社两藏本与上野本基本相同 ,与尤刻本不同。从猿投神社藏本又有不同于上野本的异文来看 ,可排除这几个钞本出于同一底本的可能。可以认为 ,这几种早期钞本保留了萧统 30卷本原貌 ,并由此可以探求《文选序》的本来面目。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因之，考察其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说的只能是作家而非其作品。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无任何实质性意义。高步瀛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是而有所未照。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各”之为“略”,更有可能是抄者以“理”改之,而非编撰者“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困难程序”,才“用‘略’表示出某种灵活性”。至少,目前是难以据日本所传古抄白文本《文选序》而遂定今传《文选序》中的“各以时代相次”,原本是作“略以时代相次”的。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此古抄白文本《文选》“原于未注本”说,虽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然是说实难以成立。

《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辨——《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商兑之三

《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据这些"扞格"以断"《文选》是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以编次去取多有疏失;《文选序》是由较不熟悉实际编务的领衔人昭明太子萧统写出,所以对于体例及内容的介绍不尽详核"与"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导致《文选序》与《文选》"多"有落差",从研究方法上说,乃因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问题所致,是无法成立的。这种种"扞格",无论是对证明刘孝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及《文选》是否成书仓促,还是对《文选序》与《文选》是否出于异手,均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文选序》“时义”系统发微

《文选序》立足儒家文化价值观,与《文心雕龙》"文道"说相呼应,建立了唐前文论的"时义"系统,其脉络是序中依次述及的"时义""六义""事义","时义"是统领,"六义"侧重内容,"事义"侧重形式,三者前后照应,简赅不烦,构成新的文论系统。此中"义"指政教、道德的化成之理;"时"是随时;"时义"讲文学要反映时代之内容,亦含有"据事类义,援古证今"之意;《文选》所选虽是一代一代之文,但也不乏对梁代的观照,时有弼匡、补阙之意。"事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事义"是价值论,"翰藻"是审美论,《文选序》的创造在于合二为一,兼备善与美。选序在文学批评史上首讲"时义",并论"六义"与"事义(翰藻)",颇有总结魏晋,开启后世"文以载道"诸说之意义。

从《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探析萧统的文学观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和教化双重价值,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难舍难分。《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前者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首次提出"能文为本";后者在肯定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教化功用。结合齐梁时代尚"丽"的文学主流,《文选序》和《陶渊明序》共同体现了萧统既重视文学的审美又重视其社会功用的成熟全面的文学观。

吐鲁番残卷昭明太子《文选序》校释

《文选序》,向为学界所重视,吐鲁番残卷本更属吉光片羽,尤为宝贵。以之与传世的李善注本等比勘,无论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均有值得校释之处。故不揣浅陋,逐句略陈管见,其中不乏肯定残卷优长于传世本之点。愿求教于读者方家。

文学在两难之间--以萧统《文选序》为中心

自魏晋开始,文学的审美娱情属性逐渐得到认知和强调。至齐梁时代,此观念一时成为主流,这在昭明太子萧统所撰《文选序》及其弟萧纲、萧绎的相关论著中有深刻体现。在齐梁作家的文学理论表述中,汉魏时期文学的政治文化属性被有意忽略了。这种忽略或许是文学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却始终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样态。与萧统《序》不同,《文选》的选篇和编次,却反映了梁代文人对文学政治文化属性的极大认同。文学的政治文化属性得到更长久更广范的肯定,这或许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特点。

论《文选序》在文学自觉中的意义

袁行霈以文学自觉进化论将有关文学自觉的时代之争暂时终结。他认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自觉的追求"是文学自觉的一条重要标准。在这个标准的观照下,《文选序》无疑在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阐释萧统在《文选序》中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知,论述其对文学审美特性追求的意义,为《文选序》作为文学自觉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正名。

论阮元“沉思翰藻”说对《文选序》的某些误读——以阮元、萧统对“文”的不同理解为着眼点

清代阮元最早提出《文选》的选文标准问题,并拈出《文选序》中的“沉思翰藻”为答。然而,在有关“文”的关键问题上,阮元此说对《文选序》有重要的误读。这些误读植根于特定的背景,阮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拈出该说,为骈文张目,并借以充当与推崇散文的桐城派争夺文章正统的理论武器,至于“沉思翰藻”是否就是《文选》选文标准,却并非其真正着力之处。阮元该说自有积极贡献,但对其负面影响亦应有清醒的认识。

《周易》与《文选序》的文学思想关系辨析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其编纂思想和文学观念在《文选序》中有明显的体现。本文认为《文选》的文学思想明显受到《周易》经传的极大影响。

非因立场游离、武帝影响与萧统心境变化所致——《〈文选序〉与〈文选〉差异问题的再审视》辨证

关于《文选序》与《文选》存在诸多不合之因,徐华先生之“再审视”认为主要源于二者根本立场的游离、梁武帝的多重影响和昭明太子前后政治处境、心境及文学观的变化。然经过辨证,上述观点均难以成立;《文选序》与《文选》出现诸多不合主要是缘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不同所致,其次跟实践与理论之差异亦有关,而与其他外因无涉。

从《文选序》看《文选》的选文标准

《文选》的选文标准在选学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各家观点不一。本文从萧统《文选序》出发,概括其为:单独成篇,着意为文,重辞采之美,及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者,皆在入选之列。

昭明《文选序》与六朝文学的自觉

梁昭明太子肖统所编的《文选》作为现存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为人所共知。然而,关于昭明在《文选序》中阐明的理论意义,却鲜有提及者。本文认为,要全面认识《文选》,就没有理由忽视对昭明的《文选序》作认真探讨。因为《文选》与《文选序》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另一方面,又由于《文选序》集中说明了昭明对文学的认识与《文选》选文的特点,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也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

《文选序》与《文选》不论涉及文体之类还是文体之名,均不尽相同。由于《南史》载“蜡鹅”事发,“太子迄终以此惭慨”;唐代以还有人说过刘孝绰等参编《文选》。因之,无论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仓促成书”所致,还是出于众手之故,均似是合情合理的。然由于《文选》之“失序”多出在其前面部分,刘孝绰代萧统编撰其文集时所作之序表现出的文学思想与萧统的完全一致,萧统在《文选序》中又明白地说自已“居多暇日”,故这两说终非确论。《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出现的种种不合,主要是由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差异所致。其次,这跟实践与理论之差异亦有关。“蜡鹅事件”对编撰《文选》没有影响,《文选》纯出萧统一人之手。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义”新解

对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史上多有不同。尤其是“义”的内涵问题,一直缺乏明确的解释。其实,这个“义”是中古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文义”之“义”,是当时文人重要的学术才能修养,它是玄学所关涉的经典和对这些经典要旨的领会与清谈的一个总称。义的表达手段主要是清谈,而清谈除了有口谈,还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及记录,“义归乎翰藻”之“义”,正是这些文字资料的代表,而非一般性的“意义”或者朱自清所云的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