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的语文学科视界及其反思

检视语文学科视界中的文道关系逻辑,既是文道关系探究基于语文学科视点深化的需要,也是语文学科基于文道关系内蕴发展的诉求。基于语文学科的视域,重证文道关系的逻辑在于理论探讨层面由二分到合和的思维转向、实践运作层面由区隔到贯通的历史自觉和语文学科层面由遮蔽到敞明的品性彰显。

论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异向性及其认识价值

"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主要集中于"文"之独立性、主体性和功用性等。"传统儒学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注重从体用、本末等方面进行研究。"道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或其"文"之内涵被缩小,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某些内容及形式等。"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显然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语文课程视阈中的文道关系:省思与再认

百年语文课程文件对文道关系的构建呈现出文与道此升彼沉的失谐状态.基于语文课程视阈的文道关系探讨, 既要在文道关系的启迪中反思语文课程性质, 也要在语文课程的自觉中促成文道关系和谐.而将语文课程视阈中的文与道具体化为语文课程知识和道德价值时, 文道关系便演绎为语文课程知识及其道德价值实现的关系, 这正是语文课程视阈中文道关系的新诠释, 也是着眼语文课程实质、 矫正文道关系的新思路.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文道关系在文学教育中的历时演变

"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对基本概念,也是贯穿整个文学教育发展过程的两个关键范畴。通过分析"文"与"道"的历时演变,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文道关系发展的不变和变。不变的是儒家思想源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变化的是产生的背景、文道的地位以及"道"的内涵。

文道关系之源、流、变

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文道的概念是唐以下的道统论渗入文质关系的。语文教学的文道关系指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关系。这种关系应是“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统一”。

明代台阁文人文集序中古文统序与文道关系论

明代前期台阁文人所撰文集序在文体选择、文体功能与文体内容方面独具特色。在文集序中,台阁文人所列举的古文统序从上古至唐宋都有涉及,倡导“言必濂洛、文必欧曾”的师法论,隐含其政治诉求,寄托政治寓意,呈现出“立言不朽”与“文以载道”的文论观,并与翰林院庶吉士制度有着直接关系。文集序写作被台阁文人视为政务之外的“余事”,这种“关乎世教”的作用使台阁“余事”之文成为明前期“文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两宋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性及其文化价值

两宋理学家在论证观点和构建体系时主要有两种模式:正名思维与归元思维。正名思维以类的划分与认同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归元思维以寻绎问题发生的元点为目的。理学家经常把归元思维作为寻求沟通宇宙论与道德论的可能性路径来使用。理学家的这两种思维模式,对于建构其理学体系意义重大,亦是导致理学家产生复杂性、多样性的文道观主张的重要文化生态要素之一。

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从郭绍虞的失误说起

郭绍虞对唐宋文道关系说的阐发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对"贯道"说与"载道"说内涵及命名的差异的分析,出现了一些失误,引起了许多误解与争论。本文对郭绍虞的失误进行了分析,澄清了一些常见的误解,并以王安石、苏轼、朱熹为例,初步探讨了政治家、古文家、道学家的文道关系说的差异与他们的性命思想的差异之间的对应关系。

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

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与理学地位的升降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初兴,理学家将"道"抬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打破了"文""道"之间原有的平衡,文道关系从唐代的"文以贯道"转变为宋初的"文以害道"。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体系日臻完善,朱熹、真德秀等人均试图将"文"融入"道"的发展轨迹中,缓和北宋以来"文道"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入元后,理学家通过对文道关系的反思,使思辨的哲学与情感的创作合理结合。加之政治风向的变动,理学成为文人的进身之阶,最终形成文道融会的新局面。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之间的互动,揭示出中国古代新思想发生、发展的新路径。

儒学核心范畴的演变与文道关系说研究的现代发生

无论在儒家与其他诸家之间,还是在儒家各分支之间,都存在着对“道”这个学术话语制高点的激烈争夺.与之相应的儒学核心范畴的演变,决定了文道关系说研究现代发生的具体形态.首先,随着“道”在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儒学的最高范畴,文道关系说也成为儒家文学观的标志性话语,最终在新文学运动中成为了众矢之的.其次,程、朱一系的独得“道学”之名,使他们提出的“载道”说遮蔽了其他儒者提出的文道关系说,最终成为了文学革命批判的靶心,而韩、柳等人的观点也被周作人、郭绍虞等众多学者误解.最后,心学家的标“心”立异有强烈的叛经离“道”倾向,后来周作人、朱自清选择“言志”、“缘情”这类“心”序列文论命题作为“载道”说的对立命题,可谓渊源有自.

“文道”关系:语文重“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十年来,语文课程“文道”关系失衡,重视文本思想内容、忽视文本语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古代课程文史哲不分,在“文”与“道”的关系中,重“道”是必然的。现代课程文史哲三分,“道”的功能由相应的学科承担,语文理应重“文”。语文教学该由“文”入“道”,披文入情,重在“道”的表达,而不在“道”本身,否则会偏离语文课程目标指向,弱化语文课程功能。

理学与文道关系的演变

文道关系是儒学领域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文指的是诗文、文学创作,道则指道德品质、修养或是道统。《论语·雍也》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应是中国古代关于文道关系最早的论述,此时两者间尚无明晰界限。东汉以降,文章与经术各成一系,呈分离趋势。至唐代,韩愈、柳宗元将道统融入文道观中,“文以贯道”之论使文道再次融合。

文道统一原则在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中的具体运用

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工作是一种具有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取向的行为。文道统一是语文教科书选文秉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坚持文道统一原则,有利于具有文化价值的内容选入教科书;有利于语文教科书编者守中持正,更多地从知识、社会、儿童三个维度的价值诉求,阐释和建构语文教科书选文的自觉价值立场和合理价值尺度。

画与印——追求文道统一的中国文人绘画

在文人绘画的综合性表现形式中,画与印的关系体现了最为纯粹的中国绘画的图像形式和思维理念,而绘画性、文学性与装饰感的均衡,构成了文人绘画的基本图像形式与文化式意味。

论章学诚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是古代文论争论了上千年的老话题 ,直到章学诚道在人伦日常说的出现 ,才算最后了断这桩公案 ,这是实斋对我国文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文以致用是章氏改造乾嘉文风的一个具体措施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下 ,极难有什么新的贡献 ;道体无所不该 ,圆神方智的文学发展观就是道在文学方面的不断深化和沿续。以上三点构成一个问题层面 :道是贯穿章学诚文学思想的核心。以史论文 ,既是章学诚的独特之处 ,又是他的一大缺憾。

论孔子思想体系中“文”与“道”的关系

孔子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教育来传递的,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他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诗、乐),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行),即"道"的养成和实践。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朱熹的文道观

一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宋代理学家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文学观点,特别是关于文道关系的观点,是与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重道轻文思想一脉相承的。由于朱熹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明晰,更为系统,后人对理学家文学理论的批评往往集矢于他的身上。虽然人们对朱熹自身较高的文学修养以及他评论具体作家的某些精辟见解并不一笔抹煞,但一提到他那些从总体上轻视、排斥文学的言论,就难免不以为然,甚至怒形于色了。这样,对朱熹文学理论的批评就很容易产生简单否定的倾向,而缺少细致的分析。比如说,儿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引了朱熹的下面一段话:“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并从而指责朱熹极端轻视文学。但是,为什么“文”能“从道中流出”呢?这仅仅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