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统一原则在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中的具体运用

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工作是一种具有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取向的行为。文道统一是语文教科书选文秉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坚持文道统一原则,有利于具有文化价值的内容选入教科书;有利于语文教科书编者守中持正,更多地从知识、社会、儿童三个维度的价值诉求,阐释和建构语文教科书选文的自觉价值立场和合理价值尺度。

文道关系的语文学科视界及其反思

检视语文学科视界中的文道关系逻辑,既是文道关系探究基于语文学科视点深化的需要,也是语文学科基于文道关系内蕴发展的诉求。基于语文学科的视域,重证文道关系的逻辑在于理论探讨层面由二分到合和的思维转向、实践运作层面由区隔到贯通的历史自觉和语文学科层面由遮蔽到敞明的品性彰显。

论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异向性及其认识价值

"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主要集中于"文"之独立性、主体性和功用性等。"传统儒学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注重从体用、本末等方面进行研究。"道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或其"文"之内涵被缩小,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某些内容及形式等。"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显然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程颐“作文害道”说新论

程颐将“作文”视为“玩物”,明确提出“作文害道”说。(程颢、程颐:《二程全集》,崇文书局2021年版,第193页)此说深受后人诟病,学界普遍认为程颐出于理学家卫道目的而取消了文的存在价值,“甚至连‘载道’的工具性特征也丧失殆尽”(朱军:《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4期)。其实,程颐并未否认“文”的价值,他极其推崇“四书五经”等圣人之文,认为涵尽天下之理,皆为不可易之至论。他反复强调由经以求道,“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二程全集》,第481页),肯定经典之文是学者通往圣域的门径和阶梯。程颐也并未否定“文”的“载道”和“明道”功能,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也”(《二程全集》,第76页),“立言,所以明道也”(《二程全集》,第955页),肯定经典是载道工具,是为明道服务的。

画与印——追求文道统一的中国文人绘画

在文人绘画的综合性表现形式中,画与印的关系体现了最为纯粹的中国绘画的图像形式和思维理念,而绘画性、文学性与装饰感的均衡,构成了文人绘画的基本图像形式与文化式意味。

论章学诚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是古代文论争论了上千年的老话题 ,直到章学诚道在人伦日常说的出现 ,才算最后了断这桩公案 ,这是实斋对我国文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文以致用是章氏改造乾嘉文风的一个具体措施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下 ,极难有什么新的贡献 ;道体无所不该 ,圆神方智的文学发展观就是道在文学方面的不断深化和沿续。以上三点构成一个问题层面 :道是贯穿章学诚文学思想的核心。以史论文 ,既是章学诚的独特之处 ,又是他的一大缺憾。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语文课程视阈中的文道关系:省思与再认

百年语文课程文件对文道关系的构建呈现出文与道此升彼沉的失谐状态.基于语文课程视阈的文道关系探讨, 既要在文道关系的启迪中反思语文课程性质, 也要在语文课程的自觉中促成文道关系和谐.而将语文课程视阈中的文与道具体化为语文课程知识和道德价值时, 文道关系便演绎为语文课程知识及其道德价值实现的关系, 这正是语文课程视阈中文道关系的新诠释, 也是着眼语文课程实质、 矫正文道关系的新思路.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朱熹的文道观

一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宋代理学家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文学观点,特别是关于文道关系的观点,是与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重道轻文思想一脉相承的。由于朱熹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明晰,更为系统,后人对理学家文学理论的批评往往集矢于他的身上。虽然人们对朱熹自身较高的文学修养以及他评论具体作家的某些精辟见解并不一笔抹煞,但一提到他那些从总体上轻视、排斥文学的言论,就难免不以为然,甚至怒形于色了。这样,对朱熹文学理论的批评就很容易产生简单否定的倾向,而缺少细致的分析。比如说,儿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引了朱熹的下面一段话:“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并从而指责朱熹极端轻视文学。但是,为什么“文”能“从道中流出”呢?这仅仅是说“道”

文道关系在文学教育中的历时演变

"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对基本概念,也是贯穿整个文学教育发展过程的两个关键范畴。通过分析"文"与"道"的历时演变,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文道关系发展的不变和变。不变的是儒家思想源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变化的是产生的背景、文道的地位以及"道"的内涵。

文道與文法:汪琬古文理論再探

汪琬的古文理論,最核心的部分是文道與文法之間的關係,然而學界對此尚未有全面的梳理。論者或以汪琬與陳僖的論爭爲據,如青木正兒,以爲其文論主法;或以其散見觀點爲據,如郭預衡,則以爲其文論主道,未有客觀的總結。即便二者兼而論之,如郭紹虞、王運熙、顧易生諸位,則以爲汪琬既主文道又主文法的古文理論是自相矛盾的。然本文以爲,汪琬主文又主道的古文理論不僅不矛盾,並且是其古文理論的一大特點。本文將首先從汪琬與陳僖的論爭切入,還原這場論爭之始末,並旁及汪琬其他的文章,提出從道、經、文不同層次來理解汪琬的古文理論,認爲道仍然是其古文理論的核心,而文是其從創作的角度來探討古文的面向,仍然在道的統轄之下,消解其矛盾。其次,結合明末清初文學思潮的綫索,揭示汪琬的古文理論在廣受性靈文學思潮影響的時代,對回歸古文傳統、追溯唐宋文脈的清初古文所産生的重要意義。

文道关系之源、流、变

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文道的概念是唐以下的道统论渗入文质关系的。语文教学的文道关系指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关系。这种关系应是“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统一”。

明代台阁文人文集序中古文统序与文道关系论

明代前期台阁文人所撰文集序在文体选择、文体功能与文体内容方面独具特色。在文集序中,台阁文人所列举的古文统序从上古至唐宋都有涉及,倡导“言必濂洛、文必欧曾”的师法论,隐含其政治诉求,寄托政治寓意,呈现出“立言不朽”与“文以载道”的文论观,并与翰林院庶吉士制度有着直接关系。文集序写作被台阁文人视为政务之外的“余事”,这种“关乎世教”的作用使台阁“余事”之文成为明前期“文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欧阳修的文道观

试论欧阳修的文道观王怀让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对该运动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仅就其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略陈看法。文道关系，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从古代文学家们的论述看，文、道的内容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以文悟道 因道学文——语文教学“文道统一”原则和教法探赜

语文教学方法林林总总。有的就文讲文,有的架空“论道”,有的文道虽并重,却是“花开两朵,各表二枝”。依我看,文道统一的教法最为可取。 “文”与“道”,本是古代文论中的术语,是指文章的形式与内容而言。“文道统一”,作为文论中的重要命题,前人多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王充曾在《论衡·超奇篇》中,把“文”与“道”比做是“皮壳”与“实核”的关系。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宋代周敦颐《道书·文辞》

“文道”关系:语文重“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十年来,语文课程“文道”关系失衡,重视文本思想内容、忽视文本语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古代课程文史哲不分,在“文”与“道”的关系中,重“道”是必然的。现代课程文史哲三分,“道”的功能由相应的学科承担,语文理应重“文”。语文教学该由“文”入“道”,披文入情,重在“道”的表达,而不在“道”本身,否则会偏离语文课程目标指向,弱化语文课程功能。

中国文论“载道”传统的现代进程及意义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典文论有关“文”“道”关系的基本命题,因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众流中的主干地位而被广泛讨论。无论对“载道”传统崇尚或批评,“文以载道”始终为文学批评之中心,凡为文治学无不论及。然至现代文学时代,理论界从“文学独立性”“道的内涵”“文学的本质”等角度集中对“载道”传统进行批判,但又不约而同地助力了“载道”新面孔的出现。在现代文论的演进过程中,文学为阶级革命服务的“载道”新传统逐渐形成。梳理这一传统的进阶之旅,对于重审文学史以及探索当下文艺理论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又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