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六朝文集编纂的功能性

魏晋六朝时期,史官与文人身份的重叠,引发了文集编纂的变化。文集编纂的体例由“集览”衍生出了“故事”的形式,体现了编者对于文集实用功能的重视。文学评论中的人物品鉴模式也有所发展,评论对象从“时人”变为“前人”;具有权威性的“史臣言”逐渐被移植为“编者的声音”,以此建立价值指引,形塑共同的文学观念。文集编纂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影响,使文集超越了“存录”性质,在勾勒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将文学的源头归于“经典”,最终构建了文集的“秩序”。文集体例、文学评论、文学发展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了魏晋六朝文集编纂的功能性。

两宋书籍与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创新——以《两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为例

潘明福教授新著《两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书籍史研究进程来看,其学术渊源植根于中西思想的交汇融通。二是作者从《全宋文》全面收集新材料,以此为基础切入两宋文学研究,因而具有推陈出新的学术意义。三是系统建构宋代文集编纂传播研究新理论。主要表征于对文集编纂与传播现象发生的整体和宏观把握,从书籍制度、历史惯性、利益驱动等要素出发,提炼总括了独特的两宋“文集文化”。四是解决宋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新问题。主要体现为创造“制度—文集—文学”研究新模式、辨析文集编纂传播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发掘写刻并存现象的学术新义等。

曹操诗文集编纂及流传考述

曹操一生勤耕不辍,著作颇丰。早在魏晋时期,其军事著作就编纂成集,以"单行本"形式流传。因时代变迁和战乱之故,曹操诗文集几遭散佚,又几番鸠集。南北朝隋唐时期,"单行本"和总集并存;宋元明清时期,作品散佚众多,军事著作更是散佚殆尽,其作品以总集形式流传;现当代,诗文集版本众多,总集与选集并存。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

文本存在“公”“私”之别,在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统制下的中国文学史中,文本编入文集,意味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这一过程或多或少地受到皇帝权力制约。书简被编入文集的过程,体现了私密文本转向公共文本的过程。从北宋到南宋的苏轼文集编纂中,可以发现,更具私人性质的尺牍与相对具有公共性质的书简正式分离,成为文集辑佚对象,正式登上公共的文集编纂的舞台。苏轼的尺牍(墨迹、石刻)等极具私密性和草稿性质的文本,反映出作者在皇权统制下自觉的避言意识,但它们最终也成为辑佚和文集编纂的对象,进入公共视野,这一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皮陆齐名与皮陆文集编纂之间的关系

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圈是齐名的,被合称为"皮陆"。这与他们二人咸通 十一至十二年间在苏州的诗歌唱和活动关系最为直接。其唱和诗集《松陵集》的编纂与传播更为皮陆扩大 了名声。当然,与他们另两部文集《皮子文薮》、《笠泽丛书》的编纂和流播的关系亦不可忽视。

神圣地景的兴代:东汉末年疫病下都城文学的发展与文集编纂

建安时期邺城并非实际的都城,却被刻意塑造并赋予"神圣地景"的意义,反映汉末的新权力重心。曹氏父子有意识地将各地降士、文人集中到邺城,重新编纳分裂的地方权力。同时,仿建帝王别苑,设置一"骋才"场所,通过邺下文人的集体书写,将都城的权力、象征意义与新土地连结,使邺城成为"代位的都城"。然而,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使邺下文人一时俱亡,邺城的"都城文学"面临中辍危机。为了突破生命转瞬即逝的限制,并实现都城意义的不朽,编纂文集遂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以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为连接点,可以窥见灾疫对都城文学的发展与文集编纂的影响,以及"神圣地景"的兴代问题。

两汉“文人集”与《诗赋略》之关系考论

两汉总体上不存在文集编纂的观念,《诗赋略》著录的文人赋只是篇目,而非结集形态的作品编。汉赋的单篇传播方式,使得刘向、刘歆父子以条列、编录篇目的方式编次诗赋文献,而其自身体例的局限性又造成诗赋与非诗赋作品的分置、割裂,故不宜视为文人集。结合西汉时期诗赋的传播、保存方式和刘向典籍整理"叙录"体的特点,两汉文人集有三种"体式",即史传、《别录》和前文集,类于"集"体且有着"集"的功能。

宋代奏议文集的编纂与文体观念新变

宋代是奏议文集编纂活动的繁荣时期,文集编纂背景复杂多样,编纂体例影响深远,是宋人立言立功主体意识高涨的反映。文集编纂承载着论文知人的垂范价值,并重在彰显上奏者的功业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朽意义。文集编纂源于宋代奏议文体观念的新发展,宋人视奏议文为用文章处理政事的一套立体化的言语行为,强调"扶皇纲而立人道"的经世价值,意识到君德对奏议实施的影响力,重视奏议实效。"知体得宜"是宋代奏议文体批评的首要原则,"理胜""辞达""气盈"是具体的衡文标准,"骄夸大言""狠愎之言"和"文人谀语"被界定为"失体"之奏议文。

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本文从透视纵向发展与透视横向开拓两者交叉结合的视角，全面鸟瞰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概貌。文章着重介绍和评价了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从立项缘起、既得成果等诸多方面评述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活动；从系列著述问世、多方开拓学术课题等诸多方面评价了研究成果，并评介了研究方法；同时展望了研究的美好前景。其间不乏学术创见，对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