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写作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文革经验的占据了相当的数量,其中一些作品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作品赖以产生的特殊环境,使它们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流散文学样本,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文革书写和移民经验两方面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语言、体裁、题材和价值评判这几个方面对海外华人文革书写的状况进行概括的介绍.

展现·审视·追问——论王松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文革历史是王松小说创作的酵母。他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为依托,生动地再现了文革的日常生活空间;他通过知识分子与天才儿童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描摹出荒谬年代人性蜕变的轨迹,向后来者揭示出文革形成的内在人性动因秉承难能可贵的反思意识,他以悲剧、喜剧、传奇等多元化的审美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文革书写的审美维度。

不“合格”的参与者——论陈若曦文革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陈若曦《耿尔在北京》、《值夜》等小说中塑造的文革时期归国知识分子形象,是其自身的投射,也代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入政治朝圣的台湾留美左派知识分子在目睹现实后的理想失落。因为种种不适,使她的主动参与变成积极回避,她虽身历文革,却始终是一个没有卷入漩涡中央的旁观者,而她对文革的了解不可避免地更流于表面的感性认识。上世纪60年代留美的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卷入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左倾潮流中,像陈若曦这样对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投以炽热的目光,毅然放弃原来的一切投身祖国的人不在少数。然而由于对现实缺乏正确了解,这些知识分子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它黑暗面一无所知,错误期待和误读使他们的政治朝圣产生了巨大失落。

闵安琪《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

从启蒙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美华作家闵安琪《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是作家在西方语境下,从叙事者的主体性、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和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等方面用普遍人性和民主自由等"现代性"普适价值观反观"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种隐蔽和深层的自我东方化书写。首先,作家通过叙事者的选择和抗争凸显其主体意识和工具理性精神;其次,作家通过"蚊帐"和"芦苇荡"等幽闭意象折射出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最后,作家遵循"受苦——抗争——救赎"的叙事范式,肯定理性和自由的价值,有着主题性、连惯性、统一性,是一种关于人性解放的"现代性"元叙事。《红杜鹃》通过"文革"书写所探讨的自由和人性等主题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适主题。

“日常生活”的审美与醉丑——试论近五年来长篇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以《后悔录》、《启蒙时代》、《河岸》、《古炉》等十五部作品为考察对象,将近五年来长篇小说中的"文革"书写置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的"文革"书写这一"宏观"语境中,从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来把握当代作家进行"文革"书写时的主体精神,进而反思其中传达出的某些不良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意识,希望借此对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处理"文革"这一历史对象做出一些探索。

试论杨绛“文革”书写的身份认同

散文《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是杨绛晚年集中书写的"文革"回忆,呈现出节制从容的个人化风格。杨绛所采用的"边缘人"和"旁观者"的叙述立场,使其"文革"书写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更具有艺术魅力,对建构作家自我形象与身份认同更直接有力。由于"文革"历史的复杂性以及读者期待视野的多样性,杨绛的"文革"书写广受重视和好评,同时也遭到一些质疑和苛评,争论的焦点正是杨绛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下语境中,杨绛其人其文的风范和价值尤其值得尊重和倡导。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例

本文聚焦梁晓声新世纪知青文学代表作《年轮》和《知青》,对他知青小说中的"文革"叙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年轮》和《知青》对"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他者化、娱乐化、温情化的书写,这种当代社会灾难史书写模式表现出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很难被察觉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它试图把"文革"叙述为个别莫名其妙的坏人的胡闹,而且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抵制。这样,"文革"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内部、体制内部、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毒瘤,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

哈金小说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系统地回顾近十五年(2000—2014)来哈金小说的国内研究现状,研究者不难发现其中还存在着诸如研究主题过于集中、缺乏系统而全面的专项研究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将直接影响国内哈金小说的研究前景。

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下)

本文以王蒙的《布礼》《蝴蝶》与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杨绛的《干校六记》、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深入分析这两类作家"文革"书写的差异。作为革命组织内部人的王蒙和丛维熙,在书写本人"文革"遭际时,在思想上不能超越其所效忠的革命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在叙事方法上则延续了革命文艺过度抒情的倾向,无法与其所书写的对象拉开距离。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知识、信仰,还是从组织角度看,作为革命外部人的党外作家杨绛与郑念,在书写自己的"文革"经验时,采用旁观者的视角,其故事讲述讲究情感的节制,显得冷静、从容,与"伤痕文学"形成强烈对比。

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上)

本文以王蒙的《布礼》《蝴蝶》与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杨绛《干校六记》、郑念《上海生死劫》,深入分析这两类作家"文革"书写的差异。作为革命组织内部人的王蒙和丛维熙,在书写本人"文革"遭际时,在思想上不能超越其所效忠的革命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在叙事方法上则延续了革命文艺过度抒情的倾向,无法与其所书写的对象拉开距离。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知识、信仰,还是从组织角度看,作为革命外部人的党外作家杨绛与郑念,在书写自己的"文革"经验时,采用旁观者的视角,其故事讲述讲究情感的节制,显得冷静、从容,与"伤痕文学"形成强烈对比。

亲历者与旁观者:身份转换背景下的叙事流变——论新世纪短篇小说的“文革”叙事

新世纪短篇小说中的"文革"书写,比之1970—1980年代的"伤痕"、"反思"小说,无论在叙事技艺还是思想深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其中的变化包括:重新回归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身份转换背景下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终结、在背离与超越的同时完善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并且开始追诉"文革"中普通人应该承担的罪责。但新世纪作家思想力的提升,并没有跟上小说技艺日益精湛化的速度。主要表现是:当小说触及到"集体罪行中的个体责任"这一重量级问题时,还缺乏足够的思想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