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中央文革小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成立的组织机构,是60年代党的极权领导体制和“左”倾指导思想极端发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从“文化大革命”的参谋秘书机构发展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掌控了中央的实权。九大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他希望重建党的组织,把各项工作转入正轨,中央文革小组随之被取消。

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和取消

“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存在只有三年时间，但它的产生极为特殊，结束也极为特殊。

怀仁堂:共和国新礼堂

中南海布置科成立后,28岁的钟灵担任科长,这个鲁美毕业的青年漫画家,是中南海俱乐部主任,进城前是延安俱乐部主任。布置科总共108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其中有中南海留用的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实地考察,绘制中南海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缮。周恩来看了他画的图之后。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三)

"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间,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异议.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林彪、江青等辩护的人.会后,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会议情况,江青说,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

赵明同志1950年1月调公安部任编译处副处长,后任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12月,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决定成立谢富治罪行调查组,赵明同志奉命参与查证工作,掌握了大量真实资料,现撰述成文,本刊将连续刊登。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

我从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参与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组建,并一度担任办事组负责人。本文是我对那段时期有关情况的回忆,希望能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谭震林冤案因由

1968年3月24日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斥责了所谓"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后,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并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跟着狂呼,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

校园里的“炮声”

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复旦的红卫兵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便开始了向上海市委的进攻。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被打倒而告终。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

“陈里宁事件”始末

王广宇,《求是》杂志编审,离休干部。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当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事件”的亲历者之一。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现发表他的回忆文章。

江青自杀秘情

1991年5月13日,一起床,江青就让工作人员把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她的房间,她立即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似乎要在报纸上寻找什么。找了一会儿,她随即用钢笔恼怒地在报纸的第一版上胡乱写起来。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对于江青来说,5月13日确实是值得纪念的。25年前的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被任命为“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小组”当时权力极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许是勾起了江青对显赫的过去的怀念和对今天处境的极其不满,她用钢笔在这张报纸上发泄她的情绪,写了很多对他人进行攻击的语言。她还认真地写道:“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了。”医生和工作人员已经对她的反常举动有所觉察,为了防止出现不测,一直想办法稳定她的情绪,24小时不离开她,并把一切可以用来自尽的物件取走,要求她配合治疗。

三老四帅与二月抗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想搞乱军队。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同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9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而展开。

钓鱼台内外的江春(上)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文革"时,也称警卫团)副局长邬吉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驻钓鱼台国宾馆,成为那里安全警卫的负责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急遽蹿升复一一陨落的政治明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都是钓鱼台的长住客,他们栖宿出行的安危,皆系于邬吉成等警卫人员的黾勉自厉.

“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组成新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公布了这一任命。从此,我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 虽然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老传统,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项决定。从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罢官前后两个月时间,毛主席说我犯了50天的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那时中央大多数负责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势都主张要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北京市首当其冲。

潘汉年案的历史回顾

潘汉年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不仅在秘密战线上功勋卓著,而且在统战工作中也有突出贡献.然而,在"左"倾错误的迫害下,他被打成"内奸"、"特务"、"反革命"而投入监狱,不幸于1977年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