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与运作──“文革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对盛极一时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作了清晰的勾勒；对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及文学批评的独特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并深刻揭示了其制度的和社会的基础。

“文革”主流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考察

通过不同的主导方式,即对红卫兵文艺创作的规约,对革命样板戏的'定制',以及透过革命样板戏对其他文艺创作的示范,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将'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圈定在合乎自身目的的范畴之内。可以说,在此种生产机制下完成生产的革命样板戏等'文革'文艺创作,一方面借助对权力的依附而于'文革'期间成为主流,甚至一度登上'经典'的高地;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被权力吞噬掉应有的文艺品格,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造型美与行动真——理解中国当代文艺的一种思路

内容善和形式美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的两个隐含要求。跟旨在追求行动真的叙事艺术(如小说、话剧和电影)相比,造型美的艺术体裁及艺术手法可以将形式之美感跟内容之善念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政治性"与"艺术性"难以统一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艺的难题。

重返现场:“十七年文艺”的建构

"十七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作一个自然时间的发展段落和不证自明的分期标准,通常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样式。但回到历史现场,"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演化与重构实际上经历了从"人民的文艺"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规划和设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文学史的同步叙述和建构、最终作为"文革"的"他者"而被规定和确立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回溯,"十七年文艺"内在的规定性亦随政治语境的变迁而不断生产出复杂的面向,应该被视作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

论“文革”“革命大批判”的主要特征

在极“左”政治的强力控制下,“文革”文艺与政治高度一体化。文艺自身没有运动,政治运动支配着文艺运动。作为文艺活动的一部分,“文革”文艺批评也不能不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沦落为“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为极“左”政治服务。批评家主体意识普遍丧失,批评理论资源奇缺,致使文艺批评既不具有“科学性”,也不具有“文学性”,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本体特性。

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劄记(二)——文化部的两次会议:创作评论座谈会(1975年)、创作会议(1976年)

一、文化部创作评论座谈会（1975年12月1日-30日）1975年下半年的政治形势堪称波谲云诡。7、8、9月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主政整顿刮了三个月的右倾翻案风;在文艺界,所谓右倾翻案风其实与毛泽东的《创业》批示（7月）~2所形成的政治气候有直接关联,党的文艺政策需要＂调整＂。文艺的政治风向转了,习惯性的跟风现象也就必然出现了。所以右倾翻案风和调整的惯性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几乎整个下半年。

浩然的再发现与《艳阳天》的再评价

作家浩然与《艳阳天》之所以在1970年代声名再起,根源在于激进文化力量的重新发现、征用和推崇.首先,浩然在1966年后曾受一定冲击并在较长时间内失去了写作和出版的机会,其后借机1971年召开的北京出版工作座谈会,《艳阳天》得以再版并获得一定关注.而经1974年中央媒体的重新阐释,《艳阳天》方才成为时人追捧的杰作.但浩然及其作品在1970年代文学中的空间和地位有限,不可能与"样板戏"并驾齐驱.

曾经沧海难为水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在上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小说,曾经鼓舞了一代人为了理想和真理无私奉献,奋斗牺牲。小说的作者金敬迈也因这部作品的成功而声名大震。在波诡云谲的"文革"初期,他曾一度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巅峰",可很快又被抛到了巨大灾难的深渊。40多年过去了,这位命运多舛的作家还健在吗?他在干什么呢?他有哪些刻骨铭心的感悟呢?相信本文能给你带来别样的人生启迪。

伟大寓于平凡——回忆周总理二、三事

1979年初,著名画家邵宇为了纪念周总理逝世3周年,送给我一幅他的作品,画的是一支红通通正在燃烧的蜡烛,虽然寥寥数笔,却笔力刚劲,寓意深远。画上还题了一首缅怀周总理的诗:"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磊落始终。"此诗、此画正是周恩来的精神和人格的写照。我爱不释手,一直挂在卧室。每观此画,周总理的亲切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