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电影的英雄崇拜情结

文革电影中明显存在着英雄崇拜情结,但无论何种英雄,都呈现出模式化特点。英雄崇拜情结的出现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英雄崇拜情结凝聚了人心,塑造了国家形象,但也滋生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腐朽落后的反现代性。

时代悲情与美学变奏——略论历史视野下的“文革电影”

"文革电影"给历史留下了充满争议的文化背影。作为特定时代语境下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电影"不幸成为被"极左"政治扭曲和异化的艺术个案,在历史坐标中留下一抹悲情的色彩,它又在新中国电影美学的流变中演绎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变奏,对其进行历史视野下的反思应能对当下电影创作提供某种积极的警醒或启示。

完美而残缺的主体——“文革电影”中的“新人”形象论析

培养新的人物,创造新的世界——"文革"时代的社会理想和诉求,经由伟人更具规定性的描述和设计,最终在"文革电影"中固化成一种概念和模式,而"文革电影"在实施完美主体的建构、将无产阶级思想教化发展到极端的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主体的最深刻的异化和分裂。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色彩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主要体现在对理想社会蓝图的构建,这种乌托邦既存在于银幕之内,也存在于银幕之外。但在建构理想社会蓝图之前,文革电影总是先展现现实世界中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阶级斗争、疾病、自然灾害等。本质上,文革电影的乌托邦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重阶级性而轻人性,重集体而轻个体,重精神而轻肉体。这种乌托邦的出现主要与当时狂热的文革运动和深远的中国革命史有着必然联系。它营造了"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同时也遮蔽了触目惊心的现实。

文革电影的文革叙事

文革电影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书写了文革的历史,观影者在接受这种影像文革历史时得到了想象的快感,并在快感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认同。所以说,文革电影的文革叙事既是对文革的一种形象化指认,也是对观影者进行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疗救和意识形态调整。

文革电影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负面塑造

在文革电影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人类知识的破坏者、时代真理的歪曲者、民族精神的污染者和公共良知的干扰者。他们性格懦弱,腐朽无知,百无一用,甚至在外形上也有悖于常人。文革电影具体从名字、外形、动作、语言到出身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方位的负面书写,这种书写方式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后大的时代背景有关。

“文革电影”风云录

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如果说,历史是一种回忆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给当代中国人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而在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中,不时浮现出来的,除了对个体而言噩梦般的人生体验之外,还有不止是＂娱乐＂的文化生活经验。

电影传播的奇观时代——“文革”电影的一个观察角度

电影史研究的"唯杰作传统",已经习惯于把"文革电影"看作是破坏的时期、倒退的时期、黑暗的时期。然而,传播学视角所关注的却不是电影在艺术上的惨痛教训和发展上的种种恶果,而是电影传播独特的现象和问题。"文革"电影构成中国电影传播一个奇观的时代。它从早期对十七年电影的禁止传播到"样板戏"电影的独占银幕,再到后期观众对"阴谋电影"的错位反应,都在表明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特性。因此,它和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一样,也具有社会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功能。

个人化叙事是否完成——张艺谋“文革”电影的叙事变化

"第五代"主将张艺谋前后拍了四部关于文革的电影,而后期作品都是试图从历史中截取一些片段,不是以历史视角而是个人化视角来重新讲文革的故事。但这一"个人化",并不是像现代主义之后的文本一样完成对整个大历史的拆解,或是重新建立一套对历史的解读系统,所以这一视角转换并未彻底,也远不像新生代导演那么轻松地甩脱历史释放个人。

文革时期的电影业述略

文革时期的电影继承了早期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以高效简便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阶级斗争需求,成功地凸显出特殊历史环境下文艺宣传所需要的视听效果,在娱乐贫乏的年代呈现给大众一种别样的革命激情。今天,这些夸张甚至带点荒诞意味的文艺宣传手法早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作为记录历史的文献资料,它还是能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发展所走过的弯路,以史为鉴,引以为戒。

从史诗性批判到遐想式记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革”电影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书写“文革”的电影不断问世。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人对“文革”的描写角度和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描写“文革”的几部电影主要包括：《霸王别姬》、《蓝风筝》、《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芳香之旅》。因创作者代际差别,第五代导演对“文革”进行了史诗性的批判记忆,而新锐导演的作品则呈现出遐想式记忆风格。两种书写形态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不由地引发我们对其原因进行深入探究。

论“文革”电影中女性身体的形色话语

"文革"时期,受激进"左倾"思潮主导的政治文化的操控,"快感政治"成为此际电影中女性身体之形色话语的主要修辞机制。不过,权威政治精心谋划的影像修辞在进行革命秩序再生产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生活时尚的向往与想象,并导引出了某种对政治文化宣传的逃逸力量。

《山楂树之恋》:后“文革”电影的青春叙事批评

伴随着《英雄》式中国大片的大获全胜,张艺谋品牌有意识地在历史的"回望"中实现市场经济重组中国后延宕至今的革命红利,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终结"获奖神话"的艺术之路,反身成为主流叙事与价值的生产者,并在机械复制的时代里以对"雄伟壮观"的电影仪式美学的执念开启其作为"国师"的大众神话之路。《山楂树之恋》这一电影文本也归属于此阵列,本文将结合文化消费这一现实语境,指出其青春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现状,并试图阐明影片在何种程度上改写并重塑了人们的文革想象与认知体系。

《青春》:两个时代的美学边界

《青春》独特的历史价值在于,从影片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文革"话语的延续,另一方面又能发现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尚的暗自滋长。它是两个时代、两种观念、两种政治与美学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叠加与博弈的产物,是一座连接历史裂缝的浮桥。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电影创作是如何一步一步摆脱"文革"禁锢,逐渐孕育、塑造了"新时期"电影美学新的品格的。

论“文革”电影中的疾病话语模式

"文革"时期生产的影片总数不多,但其中的疾病话语却颇为引人注目,激进左翼的权威政治幻化出来的危机恐慌成了制造银幕疾病的强大驱力。依据政治功能的不同,"文革"电影中的疾病话语大致可以分为启悟模式、讽喻模式与颂歌模式,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生产机制、建构要素与意识形态实践效果。

植根本土与走向未来——戏曲电影30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戏曲电影创作,既与这个时期的中国戏曲和电影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由于自身的文化和形态特点而显现出自身的时代发展特征,作为中国影特有的一种片种形态,三十年来的戏曲电影创作,虽然兴衰起伏,却没有停止自己探索的脚步,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总是相伴而行;虽然有很多无奈之时,却也不乏自己的骄傲之处;虽然不是大江大河,却也一直是涓涓细流,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