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史官视域下的文学、文士及文体观——以历代正史文苑传为考察中心

历代正史有文学、文苑、文艺三种列传类目,反映了史官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学传”以“文”与“学”并重;“文苑传”侧重于文章专门之学;“文艺传”将文章视为“一艺”。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的道德瑕疵,历代史官却将“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历代文苑传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文苑传对于诗文作品的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落实到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确立后,建立在统一意志之上的官方修史观念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而产生的。

名学遗风与词法本位:章士钊“甲寅文体”的传统底色

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的“甲寅文体”被称作“政论文”“逻辑文”“欧化的古文”,这些指称侧重从清末民初古典文章发生新变的角度揭示章文的写作特点。事实上,章士钊的文学观念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汲取了墨学和《论衡》等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存在目的悖反的倾向。在文学实践方面,章士钊倡导子学笔体的名家之文,并依托《甲寅》施行复归诸子之文的文体实验。伴随本土修辞学的兴起,章士钊奉行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展现了古典文学固有的修辞技巧。探究以章士钊“甲寅文体”为代表的应用类古文在新旧之间的变与不变,或为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章的杂文学属性提供更加本土化的视角。

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

吴承学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树立和建构,并在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涵图谱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还在发展和探索之中,仍有很大的可开拓空间。借鉴韦勒克文学研究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科划分,以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来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在综述近20年来文体学学科及其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析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古代文体学传统中三个分支的原生历史存在形态来印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学理性和合理性。

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现代左翼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艰难融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及碧野创作文体转换考察

作为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文坛常青树,碧野的散文创作较受到注意。碧野亦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且创作有十分明显的文体转向,即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个中原因复杂,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风波的因素,也有左翼文学资源的转换问题,其中涉及到十七年作家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论散文文体边界——以李修文的散文创作为例

2017年以来,李修文接连出版了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在人间赶路》。其散文浓郁激烈的抒情风格,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以及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戏剧等古典美学元素的融合,令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李修文写作的文体特色,但他们在其文体特征分析和归属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认为,散文文体边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界限,而是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审美互动关系中生成的。李修文通过建构作者、主人公、书写对象的情感共同体;运用视角、情节、结构等叙事手法打破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创造出散文的双重审美距离;最后通过对中国古典资源的风格互文,使读者在审美移情中达到共鸣。其写作实践游离于散文和小说边界之间,挑战了传统散文的真实性原则,对于当代散文理论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媒体融合中的新闻文体遮蔽:表现与规避

新闻传播存在的意义是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一意义的实现主要得益于系统性地从事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媒体。专业媒体在职业实践中逐步明确传播信息和联系社会两大重要功能,前者靠新闻报道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建立在新闻报道基础上的评论或分析达成,并由此而形成文体规范。然而,随着媒体融合的加深,新闻写作日趋杂糅,社交媒体平台推送缺乏文体标识,新闻文体被遮蔽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一现象或将削减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并影响人们的判断与行动,影响公共舆论和社会共识的形成。专业媒体作为新闻业最为重要的实践主体,必须奉行严肃规范的采编方针,在媒体融合中坚守而非弱化已经运用成熟的新闻文体。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成长与张恨水小说的历史地位

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体成长的角度,将其放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能看得出来。192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偏重情绪主义,情节结构软弱;而张恨水小说则以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偏重于客观化的自然主义叙述。他的《金粉世家》以浑圆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和天才的组织,成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3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虽然摆脱了五四时期的柔弱,但在情节线索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存在着概念化、本质化和简单化的痼疾。同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则创造了更具有长篇小说文体意味的长时段成长叙述。194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或复制前现代时期的流浪汉叙事,或泥足于五四抒情主义,或陷于抗战罗曼司,在文体创造上乏善可陈。只有张恨水的《纸醉金迷》紧扣抗战后期陪都市民生活现实,以极其细密精微的自然主义叙述揭示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张恨水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成长、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文”吗?——兼论“辞”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或被归为“诗”,或被归为“文”,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其一指“楚辞体”的诗,与“骚”实为一体异名,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即所谓“潜气内转”,“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本质属性是诗,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如何赓续中华千年文脉——漫评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

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包括《上上长江》《天天南海》《脉脉乡邦》,三部散文集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可谓三位一体。刘醒龙创作地理笔记的艺术出发点在于赓续中华千年文脉,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地方志”散文书写传统,其中,文史兼工的地理志是其艺术根底,而山水游记则是其艺术源泉。从刘醒龙的长江系列散文、南海系列散文和乡邦系列散文中不难发现其思想内涵的四个方面,即浓郁的文人血脉、深沉的家国情怀、浓厚的生态意识、强烈的生命意识,而刚柔相济、骈散兼行则是其语言和文体风格的基本特征。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主动注入中华现代文明精神,大力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自我规范:唐宋散文中的文体批评

文体批评通常是后知后觉的理论总结,而唐宋各体散文中也包含丰富的文体知识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下效应和实践品格。综论和散论是两种样态,而散论更有价值。功能规范和写作规范是两大要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论辩、奏议、诏令、传状、碑志五类文体常被散文家讨论,他们针对当下创作,不断提出规范细则并批判时俗之失。唐宋散文家以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原则,建构了具有强烈自我规范意识的散文文体批评样态。它强调文体的功能应用或曰“社会性特征”,这是其“规范”的独特取径,区别于南宋以后的文章学和文体学。

商务英语的语篇文体特征:基于隐喻与委婉语的分析

商务英语文体本质上是围绕信息输出实现预设交流效果的一个多层面处理过程。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当下,通过商务沟通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长期友好关系比以往更为重要。商务英语的语言和文体特征,主要是隐喻、委婉语和习语作为核心的比喻元素,成为增强和丰富商务英语表达的重要方式。通过分析和论述商务英语文体本质、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及商务英语语篇文体中的比喻元素,探讨商务英语中比喻模式的使用及其作用,揭示比喻模式通过词汇和语法的方式实现预设目标,并说明其隐含意义,据此阐述商务英语的语篇文体特征及教学要求。

“导演中心”语境下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模式及反思

“导演中心制”的推行影响了话剧文体,“导演时代”的话剧文体与传统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中国和西方在“导演中心”和话剧文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变革模式。西方戏剧文体的变革和导演上位都以思想为先导。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则同舞台形式的革新相关。文体变革模式的选择对中国当代话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整体而言,剧本的文学性和演出的文学性都有所下滑。从话剧文体变革模式可以见到中国话剧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思想缺席仍是制约中国话剧发展的最大瓶颈。

湖岛会记住一切——评房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

房伟的报告文学全方位地记述了苏州太湖生态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作品体现了作者在生态领域的许多思考,探讨了当下乡村振兴的许多现实问题。既是一部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又给乡土题材写作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创作上,作者将生态作为方法,融入了多种文体表现手法,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做出了独特的审美尝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学本土化探索的新进路——以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长篇小说在主题意涵、语言形态和文体变革等方面形成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成为文学领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具体体现为作家们不仅在主题意涵层面通过重述历史和观照现实对本土化经验进行拓展和深化,而且还在语言表达方面通过借鉴本土话语资源以恢复汉语表述方式在表现国人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的独特修辞作用,同时也在文体结构方面通过对中国本土性小说传统的传承与赓续,积极探寻文体革新。这一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是全球化语境、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自身寻求原创性突破共同促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化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题材同质化、处理方式简单化、人物塑造贫乏和超越性缺乏等问题。对此,作家们需要在更加深入生活、更新经验和认知方式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中国本土现实的新变,将关注的焦点拓展到与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从多方面借鉴中国本土性传统,塑造出更多具有人性深度和彰显本土文化精神的典型人物,并以超越性视野和未来意识关注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难题。与此同时,本土化文学应更新对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认知,以现代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通达“世界性”,彰显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