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表意形式“否定”中的前行及后果——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看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

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以"江湖"符号表意的"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剑仙"江湖、"英雄"江湖、"人"的江湖到亦正亦邪的侠客江湖,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依次否定与渐趋圆熟。但在此后,武侠"江湖"作为幻想性表意符号已彻底跌落"现实",这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在现实中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明显相悖。武侠必须在"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中,完成其"幻想性"的重塑。

论我国非虚构写作新闻实践的文体演进

非虚构写作,也被称为"叙事新闻"。我国非虚构写作新闻实践的文体演进,既得益于国内写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报告文学的滋养,也受益于西方"新新闻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在集"文学性"与"新闻性"于一体的"新闻特稿"这里找到了文体演进的源头。非虚构写作新闻实践的兴起,是我国传媒市场化变革和互联网发展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为我国当下的新闻文体创新提供了新的范式和可能。

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

题材选择是魏晋诗、赋关系的重要方面。建安时代，以提纯文学创作内容的文学性和凸显文学自身抒情功能为特征的文体演进意识，与“雅好慷慨”的时代精神相交汇，使诗、赋创作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为统摄，题材趋同现象普遍、突出；魏晋之际，诗、赋创作的趋同现象仍然存在，而同题创作中衰，更为重视诗、赋题材之“异”；太康作家更为自觉地选择诗、赋题材，对“诗缘情”、“赋体物”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体应"用"而生,文体功能是制约文体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汉唐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因叙述方式所需,从书牍文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叙事流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小说叙述结构和文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不仅篇幅、数量、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异,而且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小说文体的演进。

先秦文体从韵文到散文演进的早期历程探析

韵文是散文的先导,文字出现后,诗歌等韵文的口头记事功能逐渐减弱,到后来主要以抒情功能为主,文本的记事功能则主要由散文来承担。散文由诗歌中分化出来,《周易》卦爻辞中散语和韵文并存,应是文体由韵文向散文的过渡形态。较早的散文可追溯到甲骨卜辞中的叙事之辞,这是散文的萌芽。金文出现后,散文书写的物质载体比甲骨时期有了很大进步,散文的篇幅增长,叙事也稍具规模,散文有了进一步发展。简策的出现为长篇散文著作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先秦的历史散文产生之后,散文的叙事技巧渐趋成熟,至春秋末期诸子散文兴起,散文的文体基本定型,散文进入的成熟期。

交往记忆、文体演进与功能转型——回忆性文本序列中的《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对鲁迅的纪念文章涉及书信、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多个文本,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回忆文本序列。《回忆鲁迅先生》是其中的第8篇(公开出版共9篇)。从写作的时间跨度与地理迁移情况看,该文具有典型的回忆性文本特征,其叙述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关系、交往实践的内容与自传记忆的叙录方式,形成了该文以个体情感记忆重述交往实践的私人印鉴式历史排序方式。同时,作为萧红回忆鲁迅文本序列中的标志性文本,该文的行状文书写,也是萧红探索古典文体现代转化的典型文本。在她回忆鲁迅的序列中,该文是从哀祭文到碑志文写作的重要转折,形成了从哀祭、行状到碑志的文体演进,将古代文体的功能内置于现代白话的形式之中,推动了汉语写作的现代转型。

觉醒·实验·和谐——新时期小说文体演进的轨迹

把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看成是创作成熟的标志,也许并无不妥.检视新时期小说创作演进轨迹,小说文体作为一种存在,经历了80年代初文体的觉醒、80年代中后期的文体实验及当下文体自觉三阶段.对小说文体的重视和强调,弥补了20世纪中国小说重“写什么”轻“怎样写”的缺失,使小说得以从政治观念的附庸地位上解脱,获得“我性”特色.现实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历史现实便将思想启蒙、政治变革.图存救亡等需要由其它部门承担的任务交给了文学,而文学也迅速对历史和现实赋予的这些任务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在沉重而庄严的使命重压之下。

科技发展与新闻报道文体的演进

西方新闻报道文体在近代历史上已几经演进:政党报道;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这不仅仅是新闻界自身改革的产物,每种新闻报道文体后的社会大背景更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其中,科技的发展对其演进起了推波助澜、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以美国报纸新闻报道文体演进的历程为例加以分析。

北宋诗文革新视野下的赋风演进——以欧阳修与梅尧臣辞赋创作为中心的探讨

欧阳修与梅尧臣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代表人物与中坚力量,不仅在诗文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辞赋创作中二人也独擅一时,成为北宋赋风变革的关键。然欧、梅各自的辞赋作品也独具面貌,相互之间又有着某种同而不同的风格关联,尤其是以散笔入赋的创作手法,开创文赋之规模,为宋赋发展导夫先路,成为诗文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文学教学设计中的文体演进与衔接问题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文学现象中梳理出文体演进的基本线索,再让学生思考这些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学现象之间的演进与衔接问题。以四言诗为例,《诗经》代表了四言诗早期成就,两汉时期由于三家诗和四家诗的普及,作家们熟练运用四言体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和赋,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真正繁荣应该是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与赋依然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当代"百城赋"文化现象与人文始祖公祭文中的四言诗赋创作也是需要关注的文化现象。以"效陶诗"为例,文学史教学内容要求史料尽量追求连续性和完整性。

駢文的跨文類滲透與古代文體演進的觸媒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的演進規律基本是通過文體的更替來推動文學的發展。從駢文視角來觀察,在中國文學史上駢體作爲觸媒對其他的文體的形成和成型産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因爲駢文作爲話語方式在漢代以後逐漸獲得了尊體地位和話語權,其多用於宫廷禮儀和各種具有莊嚴禮儀性質的場合,這樣就具有了語言儀式感,成爲了文體類别裏站在文體類别高端位置的文體,是屬於貴族層面的文學樣式,對下一層的新興文體有引導的作用。作爲崇尚文化融合的國度,古代的文體遞變正是文體融合的結果。駢文作爲古代文學中的一種獨特的文類,在古代文學遞變過程中,駢文成了類似釀酒裏的基酒,在新文體成型固化過程中通過勾兑産生了觸媒的作用,就是通過文體勾兑融合而催生新文體的作用,其對詩詞曲賦和小説的文體産生了重要的滲透,促進的文體的新發展,也使得這些文體提升了文辭的典雅,具有了新的特點,成爲了新的一代文學之宗。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碑铭文的写作传统

近代古代文学研究对碑铭文体的关注一直很缺乏,所以此文将对历代有关碑铭文体的论说进行梳理,以界定“碑铭”文体的范畴,进而为“碑铭”文体正名;回顾了碑铭文历代的实际创作情况,借用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将碑铭的实际创作分为正体、变体、变而不失其正体以及别体的理论,解说碑铭文创作的演变轨迹。

形象、记忆与诗笔:论晚清日记的自我书写倾向

中国古代日记脱胎于史书,本偏重公共史料性。晚清时期,部分士人偏好在日记中以文学性方式抒写个人化内容。在表达功能方面,注重使用文学笔法塑造自我形象,体现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写作主题方面,更加关注心灵世界,对情感记忆的书写尤为突出,抒情性显著增强;在语言形式方面,大量引入骈语、诗语表达个人情志,彰显日记文本的形式与意境之美。晚清士人在别集之外新开一境,逐渐习惯于日记中表达自我,于诗词、骈文等传统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赋予日记更多个人化与文学性色彩,促使古代日记走向现代转型。

探研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早期发展路径(1898—1936)

本文针对近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与初步发展路径作整体的概览,尝试通过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对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初期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展现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夜中国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的发展风貌及所体现的相应的文体观。本文将历时性梳理与文体观的流变融合在一起探讨,从近代不同的时间分期考察中国报告文学在发展初期呈现的文体特征。主要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和初步成长期,而在这个阶段内又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在这一阶段报告文学上承中国古典散文等文体,在西方报告文学理论引介的影响下,同时受到“左联”的推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体意识。

论先唐教文之演进

先唐教文的发展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一方面在固守教文文体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内容逐渐丰富,可以说达到了琐细的程度,并逐步形成固定的写作程式;另一方面在秉承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文学色彩,语言由质朴渐趋丽辞藻语,讲求使事用典等。

明词曲化现象述评

从明初的高启,历经明中期的杨慎、吴门词派、王九思到明后期的王世贞、施绍莘、陈继儒、高濂、卓人月等的词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明词的曲化,实是文体演进规律使之然,反映了词由乐而文、历俗而雅发展过程中的反拨,是词学发展中的一种回溯现象。明词的曲化,并非弊病,它正好是构成明词体式上的重要特征。

王国维两宋词论的偏颇

王国维以“境界”说和“文体演进论”的基本观点来审视两宋词,形成他重视五代、北宋词而轻视、基本上否定南宋词的艺术偏见。从总体上看,尽管两宋均届词体发展的辉煌时代,但是词在北宋,由小令向长调演变,艺术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典范;而南宋词在吸收北宋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文人化、典雅化,风格趋向多元化,词境更深邃,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从两宋词的词作数量、代表作家及对后世的影响、为词史提供“新的东西”等方面综合考察,南宋词高于北宋词。

诸宫调对元杂剧之影响

北宋后期产生的讲唱体诸宫调,不管是对戏曲史、民间文学、还是对文学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极大的影响。诸宫调对后世文学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元人杂剧里。元人杂剧和宋代的“杂剧词”并非一物,就文体演进的自然趋势看来,从宋代的大曲或“杂剧词”演进到元代的“杂剧”,这期间必得要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诸宫调;要想逾越诸宫调这一阶段,

宋人選宋文中的雜文文體與宋代文章觀念的形成

“文章”觀念在發展並最終確立的過程中,與“雜文”這一觀念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宋人選宋文中,出現了以“雜文”命名的文體,但“雜文”文體並未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宋代“雜文”發展的停滯反映出“文章”觀念在宋代臻于成熟。仍然具有“雜”的特徵的“文章”,其範圍已經大致穩定。作爲文體的“雜文”也出現了消解,又逐漸散入文集,成爲“文章”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宋代“雜文”展現出一些新動向,與考試文章、民間日用文章,乃至擬公文文體産生了密切聯繫,豐富了宋代“文章”的含義,參與了“文章”觀念發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