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六味斋新晋商文化基因

“六不”原则是晋商文化“诚实守信”核心理念的生动体现。太原六味斋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六味斋)以红色基因涵养党建文化、诚实守信基因厚植良心文化、和衷共济基因滋养“家和”文化、开拓进取基因培育创新文化、务实经营基因锤炼精神文化,为晋商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成为以食品加工为核心业务,涉及食品科研开发、生产加工和检验检测及农产品种植、连锁商业、餐饮服务等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盟水斋存牍》所见明代田宅争讼中洗业现象新探

以《盟水斋存牍》中30件涉及洗业案件的判词为中心,重构明代洗业纠纷审判事实,可发现在具体法条律令缺失的情况下,当事人索要洗业银的诉讼请求表里不一,多数以其他诉求掩盖真实目的。官府判决自由裁量权较大,具有裁断灵活等特征。明代洗业现象与洗业纠纷剧增,而立法关于洗业找价规则的缺失,导致明代田宅争讼中洗业纠纷审判模式具有情法两尽、更重情理的特征。这是明代司法在立法缺失与纠纷剧增夹缝中的自然选择,也是以息讼止争为价值指向的传统诉讼的必然走向。传统司法中情理法并重,然而在具体类型案件的运用方面,息讼是三者平衡的核心,这对新时期发展“枫桥经验”、解决社会矛盾亦有参考价值。

上海图书馆藏朱大韶《实事求是之斋丛著》稿本述略

上海图书馆藏《实事求是之斋经义丛著》30册稿本,是清儒朱大韶论著的主体,分为“经字考”“讲义”“经说”“经义”“古文”五大部分,并以8卷本誊清稿《实事求是之斋经义》为核心。“古文”以外的经学诸稿本均是《经义》的各层次修订稿,今《续清经解》中已刊的两卷本是张文虎据誊清稿《经义》的选编节本,仅占原稿两成。《经义》尚有263篇论文有待整理面世,涵盖《孝经》以外十二经;朱大韶作为私淑高邮二王之后学,研究重点着眼于文字、文本,因声求义,对今人研究经学注疏、校勘经籍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维桢别号与斋名考

元末著名文人杨维桢的别号与斋名特别多,其中蕴含大量信息。本文结合杨维桢的生平经历及志趣,利用文献、墨迹与印鉴,对铁崖山人、梅花道人、东维子、水南山北楼、铁史藏室、抱遗阁等杨维桢的20余组别号、斋名进行考释,解决了一些令人长期困惑的问题。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皇帝书房:康熙“佩文斋”儒学空间的建构及其意涵解读

以空间理论视角审视,位于畅春园内康熙皇帝的私人书房--“佩文斋”,具有透视清代皇权与儒学思想如何通过物质空间、文化实践与意涵表达建构高度一致性的典范意义。“佩文”的命名集合康熙皇帝个体情志与统治理念的复合表达,缔造帝王与物质空间互为诠释的主客体关系。与“佩文斋”实际使用功能对应,分类典藏文献、君臣编纂书籍及交流诗文书画空间实践活动的发生,填充“佩文斋”成为康熙皇帝崇文尚雅、重典修册空间象征符号的内在意义。“佩文斋”同名书籍与玺印共体性文化实物的产生,是空间实践活动的结果,标记空间物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高度协和统一。“佩文斋”公共场域属性的空间建构,呈现清代帝王对于儒家文化的行为实践及思想认同。“佩文斋”空间意涵解读的微观历史研究,可以再次回应新清史强调满族族群主体意识观点的不切之处。

伊藤仁斋的《大学》解读及其局限

日本江户儒者伊藤仁斋对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发生了从“崇敬”到“批判”的转变,特别是他的古学思想定型之后,更是猛烈抨击朱子学,并重新解读“四书”等儒学经典,试图清除朱子学者对孔孟思想的误读。对于“四书”中的《大学》,仁斋则从十个方面力证其不是“孔氏之遗书”,否定了程颐、朱熹等人赋予《大学》的儒家经典地位,并作《大学定本》,重新注解《大学》。然而,由于仁斋早年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即使在转向古学之后,其思想中仍含有朱子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折射出其《大学》注解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从《红楼梦》和《废艺斋集稿》之绘画学看曹雪芹的绘画观念

本文通过对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和工艺美术专著《废艺斋集稿》中有关绘画学的论述,来探析他的绘画观念。他的绘画观念对于传统绘画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绘画贵“艳”,当令“艳而不厌”;(二)绘画贵在“形神兼备”,且光为其首;(三)“文人画”“匠人画”自应无所不师。

日照秀文斋刻字印刷技艺研究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是一项具有中华民族特征、深厚的文化内涵、突出的价值、高超的技艺的非遗手工技艺。它集造纸、制墨、木雕、摹拓等诸多传统技艺于一体,成为独具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秀文斋刻字印刷技艺作为具有三百余年传承历史的非遗项目,在传承雕版印刷术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经过十四代人的传承,最终形成独特的刻字印刷术。从秀文斋刻字印刷技艺的历史沿革、技艺特色和技艺价值等角度进行研究,旨在更有效地推动老字号“秀文斋”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饮食类非遗品牌五芳斋的国潮化传播探赜

饮食作为向生命延续提供能量的基础性物质,在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时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饮食中的精粹部分逐步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饮食也在悄无声息地随着民众的口味而蜕变,非遗创新、饮食国潮,为中华传统美食的新生另辟蹊径。本文即以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五芳斋”为调研对象,从饮食类非遗的宏观现实背景切入,逐步对五芳斋品牌进行价值研判,总结不同时期的五芳斋国潮公关趋势、饮食社群建构与新媒体赋能下的文化传播布局。本文希望从对非遗五芳斋的创新路径探寻中,摸索出适用于中式传统饮食品牌的非遗国潮之路。

信仰与文学——以敦煌斋愿文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写卷中保存有大量的斋愿文类作品,这批作品多是当时佛教文化活动的产物。敦煌愿文类作品体式多样,情感笃实,体现出隋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深厚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习俗风尚。敦煌斋愿文不仅佛教特征突出,文学色彩也很鲜明。笔者通过对敦煌写卷中斋愿文类作品的考察分析,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佛教已经深入到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娱乐之中,文学赋予信仰以“有意味的形式”,充实的力量和美的色彩,信仰由此得到更为确切的表达,其精神内核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诚明不二:中庸、般若与心斋

在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蕴含有古代文化精英对人与世界进行思考的卓越文明成果。他们分别通过中庸、般若与心斋三个关键词,来表述各自在认识世界方面的独特视角和重大发现。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他们虽然话语表达体系迥然不同,但却拥有共同的路径与宗旨:即通过“诚”与“明”的中道不二智慧,提醒人们一方面息妄归真诚实不欺,另一方面通过求知之明认清世界与人生真相,人类只有以“诚明不二”为基础发奋有为,才能共同开创文明理想愿景。

论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

19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儒者佐藤一斋,其《传习录栏外书》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的阅读笔记,其中观点反映了他对阳明心学的深刻理解。佐藤一斋肯定良知真实地创生万物的思想,认为集义等工夫都可以被致良知工夫统摄。佐藤一斋的思想融会朱子学与阳明学,这是其思想的显著特色,但也招致“阳朱阴王”的批评。佐藤一斋强调朱子学与阳明学只是侧重方面不同,将二者对立,甚至如王畿一样忽视具体工夫。在工夫本体、知行合一等方面,佐藤一斋都提出独具特色的心学观点,值得重视。

朱彝尊的《斋中读书》诗第四首发微

《斋中读书》第四首以五行学为论域。其第一层次体现的是朱彝尊的五行观,即建立在儒家经典阐释与正史叙事基础上的五行认同观。第二层次指出邵雍更改五行之举的学术错误。朱彝尊对邵雍的批评,是对朱子以来学人相关研究的延续,而其见解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与继承。此诗因而具有诗学与学术史的双重价值。

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朱彝尊《斋中读书》诗第七首析论

《斋中读书》第七首以春秋学为论域。该诗第一层讨论孔子修《春秋》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第二层指摘并分析胡安国《春秋传》之谬误。第三层主张在解读《春秋》史事方面,要以《左氏传》为准绳。朱彝尊拈出胡安国《春秋传》中三个典型问题加以批评,即“夏冠周”问题、“美恶同其辞”问题以及“戒黩武”问题。以上三个问题各有其本事,朱彝尊的批评均有其理据。朱彝尊秉持的经解立场,首先是学术立场,同其春秋学见解与治学宗尚密切相关;其次是政治立场,既同其受教经历与人生取径颇有关联,也同其晚年之心境、坚守之儒家正统观念密不可分。

风格的推进——继志斋刊本《玉合记》版画插图及刻工黄应组考察

本文通过对徽州刻工黄应组所刻金陵继志斋刊本《玉合记》版画插图的考察,对其表现内容及风格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将其置于晚明徽派版画和金陵版画的背景之下,对黄应组直接参与金陵版画的制作予以充分肯定,从确凿的文献出发,廓清了金陵版画受到徽派版画的影响这一事实。

故宫斋宫建筑内檐彩画初探

故宫斋宫,明代原为奉慈殿,用于祭祀皇帝生母、继后的宫殿。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改建为太子宫。史料记载,雍正九年(1731年),奉旨于日精门长街之南,仁祥、阳耀二门之中建斋宫五楹,以为大祀致斋之所。凡南北郊及祈谷、常雩大祀,皇帝致斋于此。

名人书斋命名拾趣

古今不少名人,为自己的书房命名,其缘由不一,或昭示走向,或寄托情怀,或显露习性,或表明爱好;其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庄重典雅,有的朴素平易,有的幽默诙谐。但都言简意赅,寓意深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主人各自的精神风貌,还能在为人、治学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启迪。

《復初齋詩集》的編纂、删改與建構——兼論編年體的虚構可能

《復初齋詩集》目前所存的三種稿本爲進一步考察翁方綱的詩集編纂及詩歌創作提供了有效的文本路徑。對勘研究稿本與刻本,可了解詩集經歷的動態文本編纂過程,包括篇目去取、内容改定、順序移易、卷次分合等。在此過程中,翁方綱不僅大删詩作,改定詩題,還調整卷次,將部分中期詩歌編爲早年之作。作爲詩集最終面貌的七十卷定本,是精心建構與刻意包裝的結果。借助稿本,抽絲剥繭討論詩集的編纂過程,釐清和還原其建構的真相以及藴含的作者意圖,可以引發對編年體别集真實性問題的思考:即使由作者手定編年的作品,也可能是摻僞、粉飾的産物;編年别集作爲一種帶有歷史性與歷時性的文本,同樣存在虚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