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宰予昼寝”之责与董仲舒“斗筲之性”思想比较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断的重要问题。孔子论人性只有"性相近,习相远"一句,董仲舒"性三品说"其内涵则似乎有些模糊。然而,其后总有一些学者仅仅从孔子和董仲舒的只言片语中望文生义。孔子弟子宰予因惰而"昼寝",遭到孔子作出"粪土之墙不可朽"的批评。但孔子是长善救失,这种责备并不与"性相近,习相远"、"有教无类"思想相悖。董仲舒批判吸收先秦儒家思想而形成"性三品说"和相应的教化理论。"性三品说"中的"斗筲之性"却是纯恶无善且不可待教而善的兽性,存在于社会上所有品德恶劣的人之中。在当代,普遍倡导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歧视,而且共建和谐社会需要依靠所有的公民。显然,孔子的人性理念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对于我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自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名性以中”的王化之道

董仲舒人性论“名性以中”的观点，历来备受争议。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董仲舒只认为“中民之性”可以名性，而“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这里存在“名性”定义上的矛盾；二是对于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们也各持己见。实际上，无论是“名性”矛盾定义的探讨，还是对矛盾产生原因的分析。都应该结合董仲舒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来研究，即大一统的时代背景。由此出发，可以看到董仲舒“名性以中”观点乃为大一统“王化”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