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蒙古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形成了假道吐蕃、大理经南宋后方广西以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此灭宋战略计划在前四汗时期被逐步付诸实施,而成为贯穿于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史的主线。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吐蕃诸部被迫卷入蒙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文章以"斡腹之谋"为视角,对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总结出蒙军对吐蕃诸部之经略主要服务于开辟一条路经吐蕃、大理而至南宋广西用兵路线,因而其时蒙藏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斡腹之谋”与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

南宋末年,蒙古欲假道云南或安南进攻广西的"斡腹之谋",在南宋边报频繁出现。在此背景下,宋廷及广西地方官吏将城池建设作为主要应对手段之一。笔者以留存的碑刻史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厘清了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之人物、内容,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显示出宋廷对广西边防建设用力颇深。静江城经多次城池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防体系,在宋元静江城攻防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再論蒙古進征大理國之緣起及蒙哥與忽必烈間的爭鬥問題——以所謂“斡腹”之謀爲主線

忽必烈進征大理國向來被描繪成是蒙古對南宋所實施的"斡腹"之謀。然而,依據東、西方史料記載差異可知,蒙古人起初並無以大理"斡腹"而搗襲南宋的深遠圖謀。忽必烈之所以往攻大理,是因面對南宋川蜀地區强固防守力量時不得已而采取的權宜之舉。忽必烈長時間未對南宋展開正面進攻,應是引發蒙哥對他猜忌和不滿的主要緣由。蒙哥御駕親征,以川蜀作爲突破口,而此正是蒙古滅宋所長期奉行的固有戰略;忽必烈實早已意識到此戰略之弊,其被徹底扭轉則要遲至劉整降蒙以後。"斡腹"說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邊鄙帥臣出於對蒙軍軍事行動的本能警覺的反應,其淵源有自。

蒙古平大理后南宋西边“斡腹之事”考述

蒙古军平定大理后开始以大理为跳板迂回进攻南宋,宋蒙战场由西、北、东(蜀、荆、淮)“三边”新增一“南边”,即蜀南、广西地区。以南宋时人笔下“斡腹之谋”为视角,本文对1254~1259年南宋联合思州、播州与吕告、阿永、罗鬼等西南诸蕃对大理兀良合台部蒙军的防备举措,以及其时蒙军自大理经略蜀南、罗鬼之役进行新的探讨。

桂林宝积山抗蒙摩崖碑考

桂林宝积山抗蒙摩崖碑于宋景定元年(1260)由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撰写并刊刻,碑文主要记载南宋末年广西两次抗蒙保卫战的战役经过和结果,以及相关官吏题名,彰显了广西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精神,是研究宋蒙战史、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史料。结合相关史料考释碑文所载人事和抗蒙史事,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广西抗蒙保卫战的史实。

河池宋代宜州铁城相关史事考

宜州铁城是南宋末年广西地方官吏专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池,它与宋蒙(元)战史、广西地方史紧密相关。笔者在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起者、过程及结果作了探讨,并考察推动铁城建筑的重要人物——胡颖和云拱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宜州铁城的创筑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