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借乩断事”现象研究——以闽南净峰镇轿乩信仰仪式为例

改革开放后,闽南净峰镇在传统轿乩仪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办事轿"的新做法,即通过神轿在铺有沙土的桌上写出常见汉字的方式来传达神意、占卜决疑。"办事轿"是人神沟通走向便捷化的产物。"借乩断事"现象在传统公共性事务中的盛行,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乡村中乡老的权威下滑,村民不得不借助于神明力量来统合公共性事务中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人可以通过抬轿来传达神意的方式,有助于激发中青年村民的积极性,使传统公共性事务后继有人。"借乩断事"现象的盛行,反映了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变化:家庭经济权的代际转移导致乡老的作用弱化,中青年力量崛起。"借乩断事"为中青年村民进入乡村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它的盛行反映了当前乡村权力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从“就事论事”模式到“依法断事”模式——涉诉信访终结的行动逻辑探析

面对民众诉求表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涉诉信访终结的行动逻辑必须进行整体性改变。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传统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已经难以完全回应和化解当今涉诉信访当事人提出的诸多诉求。因而,如何在汲取群众工作所具有的沟通疏导价值优势、修正其规则与程序缺失的基础上,建立涉诉信访"依法断事"价值目标的法治化终结机制,成为信访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法治化的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就是从之前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就事论事"模式转化为以法治规则和程序为叙事文本的"依法断事"模式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诉访分离为前提,以有效导入为依托,以公正裁判为抓手,以案结不访为依归,建构起"四位一体"式的涉诉信访法治化终结机制。

“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谈谈牧者身份的自我认同

《路加福音》12章记载：耶稣正在讲道时,一位听众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个请求看似并不过分,但耶稣还是当着众人的面,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参路12：13一14,《吕振中译本》译为：＂人哪,谁设立我做审判官,或分家业者来管你们呢？＂）在巴勒斯坦,人们遇到经济或家庭纠纷时,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闍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

对于蒙古前期的政治制度,《元朝祕史》記载了成吉思汗建国时的大略情况,《元史·百官志》所述大都是忽必烈中統以后的制度,至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到忽必烈改制以前,这五十余年中,蒙古的政治制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史籍缺乏系統明确的記述。我們知道这段期間,正是蒙古汗国迅速扩大,征服了許多先进的民族,国內社会經济制度,阶級关系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的国家机构发生了什么相应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解决这些問題,对于理解元朝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于探討上层建筑与經济基础的关系,揭露国家的阶級实質,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解决上述問題。

元末明初北元与明朝对河西走廊的争夺——天元元年“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印”跋

本文通过对北元天元元年"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印"的考察,论述了元末明初永昌的战略地位,以及北元与明朝争夺河西走廊的情况。

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一 1259年秋,大蒙古国合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线,因伤染病而死。翌年春夏,蒙哥的两个皇弟,正在汉地率军作战的忽必烈和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先后宣布即大汗宝位。双方间延续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中统年间这场汗位之争,远远超出了应由谁来继任大汗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忽必烈动员中原汉地的军事、政治资源,最终夺得大汗地位和"大蒙古国"国号这笔政治遗产,有力地推动了大汗统治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

明代断事司考述

断事司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司法机构。在中央,有五军都督府断事官,总治五军刑狱;在地方,各省都指挥使司设有断事司,负责辖内军人词讼。明代断事司上下审级系统完备,职权明确,控制严密。虽然五军断事司在建文时即被革除,都司断事司在此后的职能也逐渐弱化,但对于有明一代,特别是明初的政治、司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故湖广断事杨之珮墓志考

杨之珮墓志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本文根据志文记载,结合有关史料,考证了墓主杨之珮的家世、生平及其妻、子情况。杨之佩为官政简刑清,士民安居,日用疏食,取给家园。拒受五十金私赂,与东汉杨震却暮夜之金,若合符节。墓志所载部分内容,对史书、方志有纠误、补缺、印证之作用。

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

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张金铣一、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管辖范围金朝灭亡前，蒙金之间展开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战争初期，蒙古“所获城邑，即委而去，未尝置兵戍守”①，至多以归附之人留守所下之地。至１２ｌ５年，蒙古真正占领的只有金北京、中都及西京周围的...

关于东宁府的置废

关于东宁府的研究,因资料限制,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东宁府的废止方面,而对东宁府管辖形态、归附地区范围的研究较少。并对高丽为收复东宁府所做努力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试图探讨东宁府统辖范围,以及高丽争取元朝归还东宁府所做的种种努力。探讨元朝把东宁府归还高丽的原因,是恩赐,是防止高丽与哈丹军队联合,还是元朝的战略需要。

中国法学史上董氏三大家法学思想比较研究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善于《春秋》《断事决狱》,主张刑不仅下庶人,而且上大夫,体现了《春秋》的重民、重义。董康,近代法制改革家,主张改革封建旧律,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新法,但也继承与吸收古代优良的法制与思想,所以特别推崇与尊敬董仲舒。董必武,赞赏三民主义,批判封建旧律,反对采用资本主义法律与思想的《六法全书》,而是实行民主法治。认真审判案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冤枉一个好人。三人虽处时代不同,但爱护关心人民是一致的,所以都是人民的法学家。

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

赛典赤·赡思丁是元代著名的回族政治家,归元后曾任成吉思汗帐前侍卫,太宗时曾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路断事官等职务;世祖时曾任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平章政事。近三十年国内关于赛典赤的研究论文有一百多篇,笔者试就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概括。由于学力所限,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指正。

元世祖中统初年宰相的任用

元世祖中统初年宰相的任用赵文坦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汉族士人最受重用的时期是中统初年。中统三年，王文统因李之乱被诛后，汉人政治地位因此大受打击，而以阿合马为首的回回人政治地位逐渐增长。①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说：“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

新发现的兰州庄严寺元代法旨

读《陇右金石录》,在卷六之十二页见如下记述:'重修庄严寺碑,在兰州庄严寺,今佚。皋兰县志。重修庄严寺碑,正书,碑高八尺,宽四尺,后镌成化十六年,现存一百八十字,刘瑛撰,书人姓名无考。'庄严寺今在兰州虽仍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十年浩劫的炮烙,不仅其形骸已疮痍满目,而且其内藏已空空如洗了,那么这块很早就已逸去的重修庄严寺碑,究竟记载了什么呢?查清乾隆四十三年吴鼎新纂修的《皋兰县志》,在卷十二(古迹)

批文与圈阅的学问

批阅文件,一般是在本层次领导成员之间进行的。如果把文件批给本层次领导成员以外的某个领导人看,那多半是要这个成员注意或解决在本地区、本部门发生的某个问题。批阅文件的用意不同,批法就不同,阅文者则跟着这种不同的用意、不同的批法,采取不同的阅读态度和签阅方法。一种用意是领导成员间通报情况。就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的“互通情报”。目的是成员之间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以“取得共同的语言”,利于决策,利于团结。“互通情报”的方式,一种是口头说,一种是批文件。这个文件其他成员没有。

伯颜丞相和他的诗

元代伯颜丞相是功臣名将,同时也是一位文质高厚的诗人。他原系蒙古八邻部人。其曾祖述律格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千户。其祖名阿刺,承袭父职,兼断事官,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其父晓古台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即长于西域。至元初伯颜奉旭烈兀之遣入朝奏事,世祖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历。

黑水城所出《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再探

黑水城所出《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对研究北元初期亦集乃地区分省设置以及元代地方官员职能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首先,该文书性质应为亦集乃分省为应对冯都督等所率明军进攻上呈给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的呈文,而非此前学界所认定的咨文和札付;其次,文书中'把截、守御官'的共同出现,主要目的是协力应对明军进攻;最后,元代地方行省的分省设置与元末'兵兴'联系紧密,其内部官员设置与行省官员设置略有不同,'丞相'一职通常不设时,官员来源主要以行省和总管府为主,且大多数以'升迁'形式调任。

谒成吉思汗陵

丙子八月,余在呼和浩特市主持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时,因为初到内蒙,本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哈斯乌拉便建议去看看成吉思汗陵。

蒲松龄族属新考

蒲松龄族属问题,众说纷纭,至今无定论。虽有蒲学奠基人路大荒先生最早提出蒲氏为蒙古族的颇有根据的见解,然学术界所论不同。蒲松龄族属四说,即回族说、蒙族说、女真说、汉族说。《蒲松龄族属数说》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