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赋诗”力说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赋"的本义即敛其所有,贡其所有,而不假于外,"赋比兴"、"断章赋诗"与"辞赋"之"赋"皆由此得名。所谓"断章赋诗"乃指一种不假于乐的吟读方式,它不仅不同于"歌",而且与"诵"相较在与音乐的关系上也是更疏远的。前人常常认为它与音乐的关系较"诵"更密切,甚至完全把它与"歌"混为一谈,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左传》中的断章赋诗现象

断章赋诗在《左传》中十分普遍。所谓断章赋诗就是在特定场合,截取《诗经》中某句或某段,改变原有意意旨而赋予全新的意义。断章赋诗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礼节上不可或缺的,有时还有讽谏作用。

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

春秋时期外交场合盛行“赋诗断章”的风气 ,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这是一种隐喻的诗性文化 ,这种思维模式对后代文学鉴赏范式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赋诗断章”现象放在隐喻视野中加以考察 ,并以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作为参照 ,力图揭示出“赋诗断章”

激流与潜流:经典的失语与自洽——以“赋诗断章”、“比兴”和“妙悟”为例

理论是时代经验的总结。当下语境里,古文论经典正遭遇着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理论翻译话语激流的冲刷。然而,平静地回溯当前的文论现状可以发现,古代文论经典作为融汇在文化血脉里的思维潜流,仍旧生机勃勃地生存于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论域之中,从对"赋诗断章"到"妙悟"的讨论正可见一斑。"比兴"思维和"妙悟"审美理论蔚为大观,是中国文化语境里一个伟大而古老的诗学传统,展现着古代文论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自洽弹性。

论《左传》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用诗方法,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意识,赋诗者不仅具备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又有具体摹拟古诗的实践。只是赋诗与仪式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限定了赋诗者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和自由,但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赋诗者大胆地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拟古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用诗方法,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意识,赋诗者不仅具备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又有具体摹拟古诗的实践。只是赋诗与仪式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限定了赋诗者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和自由,但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赋诗者大胆地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拟古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左传;赋诗断章;诗学修养;摹拟;

总结孔孟诗论对“赋诗断章”的不同回应

春秋时代,赋诗之风大行其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成为普遍的现象,实用主义的孔子据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功用诗论,肯定了“赋诗断章”存在的价值,其后的孟子则反其道而行,以他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新诗论否定了“赋诗断章”的做法,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视点。

“赋诗断章”辨——《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之二

《左传》所记赋诗三十二例中,或云某某赋某诗,或云某某赋某诗之某章。前者即赋全诗。后者则仅赋某诗中之某一章或某几章,此即春秋时期所称的“赋诗断章”。《左传》于此,记载十分清楚,本不存什么问题。晋杜预注《左传》,倡“断章取义”之说,硬把左氏所记的赋全诗与“赋诗断章”二者混淆起来,并强调“其全称诗篇者,多取前章之义”。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杜氏之说多般回护。谬误流传于今,不可不辨。

“断章取义”辨微——论对《诗》的赋、引、解

自卢蒲癸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一语出,论者论及先秦人对《诗》的态度,便皆一言以蔽之曰:断章取义。近世以来,此评语渐含贬意。故对先人之不泥于文句的做法,多所不齿,而鲜有为之一辩者。其实,先秦人之于《诗》,除赋《诗》以明志者外,尚有引《诗》以证事、解《诗》以发微、借《诗》以取譬、评《诗》以论道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复杂的情况,仅以“断章取义”一语,是难以概括的;而且,即使断章取义,也未必一无是处。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辨析,尚祈读者匡正。

春秋时期赋诗行为中“取义”的两个问题简述

通过对“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概念的考察,本研究首先澄清了一个误区:“赋诗断章”和赋诗全篇并非前者包含后者。尔后本研究从《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赋诗行为中“取义”问题两方面展开。其一是“断章取义”的行为主体单一但不固定,可为赋诗者或赋诗接受者。其二,赋诗者赋诗全篇时,是出于对全篇意蕴的整体把握,并非杜预所说的“多取首章之义”,这同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春秋赋诗及孔子说诗之辨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大部份作品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流行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各地民歌,也有一些是歌颂“先王”的文治武功和统治者用以祭祀天地的赞美诗。由于它流传广泛,结集较早,又由于后代统治者将它抬举到了“经”的地位,所以《诗经》对我国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各个思想领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论《诗经》成书于何年何月,无论孔子“删诗”之说其真伪如何,总之,这一批古代诗歌在现在所见到的《诗经》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围城》用典论

伟大的作家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高度哲学思考为前提的文学作品不能算优秀的文学作品。西方人说文学作品应是“诗化的哲学”,中国人则说:“理语不可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在文学作品里,形而上的道理必须通过形而下的描写来表达。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成语和谚语,将本民族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人生经验凝聚在其中。因此,这些成语和谚语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里,包含着生活真谛和处世金针。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取名《围城》,恰恰体现了上面说的两层意思。

《诗经》在先秦之作用再探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大约八百年间有着多种正常的或畸形的作用,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顾颉刚先生《特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是《诗经》学上《古史辨》派的压卷之作。此文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这个课题,颇多发现,令人钦佩;但仔细拜读,觉其横向的方面谈得充分,纵向方面有所涉及,但似乎不够完整,不甚系统,以至产生“所可怪的,《左传》记了二百六十年的事,不曾见过,献诗,献曲,师箴,瞍赋’的记载”一类不该发生的感慨。以后又有些学者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总觉存在着若干可商榷之处,所以作此再探。 《诗经》在先秦时代的作用曾发生五次大的变化:先是巨意民风,后变为先王之书,变为外交工具,变为历史文献,最后变为儒家经典。所有这一切正常的或畸形的作用,都与先秦政治形势之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兹证如下:

论郑玄《毛诗笺》的文学成就

郑玄《毛诗笺》是由经学角度笺诗的，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本文由三个方面论述了《毛诗笺》的文学成就，并从文化史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三○五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

不察与洞见——“《诗》无达诂”说探索

先秦"赋诗断章"的传统,奠定了《诗》走向"无达诂"的开放语境。在文本蓄意的层面,《诗》为"《诗》无达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意义场。在读者释意的层面,美刺解《诗》是信仰危机中汉儒精神救赎的唯一出路,而"《诗》无达诂"既是汉儒身份认同的保障,亦是汉儒对时代和历史的先见之明和学理响应。

《诗经》二千年(上)

从春秋到现代,《诗经》已经有二千七百年的历史了。这篇稿子想把二干七百年来人们对于《诗经》的一些看法作个简单的介绍,才僭用《<诗经>二千年》来命名。我们查一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列《诗》类六十一部,还有“存目”八十四部;《书目答问》所载有五十四部(当然,《四库全书》和《书目答问》里有些是重复的)。这么多的书,真可谓汗牛充栋,很不容易全部看完.我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说一说,也许能对初学《诗经》、想知道一点“《诗经》学”的同志不无小补。于所不知,只好阙如。

浅谈《左传》的言语美学风貌(下)

本文上部分主要谈了《左传》言语组合方式和描写人物方法的某些特色,现在再就“对战争的描写”、“辞令之美”等方面的言语美学风貌,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三、对战争的描写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法描写了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