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传统家庭——斯克鲁顿家庭伦理观评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家庭一直是西方政治辩论的话题。受到“父母权力运动”的影响,家庭问题再一次焦点化。在新左派等思潮的影响下,大部分学者将传统家庭视为压迫性结构。斯克鲁顿认为,这种理解既不是历史真实样貌的展现,也缺乏长久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他试图从非契约化和集体智慧两个角度入手构建传统家庭理论,其理论构建高度依赖于实践状况的改善。他的政治实践方案着重于恢复国家的传统职能,避免国家过度干涉。传统家庭的自我恢复问题与现代技术问题是其实践方案的软肋,削弱了他在恢复传统家庭方面的实践能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正当性——斯克鲁顿动物伦理观及其评析

自从理查德·莱德创造物种主义一词以来,反物种主义一直是当代动物保护运动的思想基础。斯克鲁顿认为反物种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无法扭转反物种主义的根本缺陷。为了抑制计算理性时代无限制的个人利益,斯克鲁顿试图恢复人类中心主义的正当性,构建一种适合保守主义的动物伦理观。

斯克鲁顿的音乐美学思想

斯克鲁顿认为音乐是"第三物性"(审美属性)的事物,伴生于第一物性(声音的自然属性)和第二物性(声音的听觉属性)。音乐具有非概念性内容,只能用隐喻方式来描述。作曲家通过"暗指"的设计将音乐和文化联系起来,使听者通过审美把握音乐的意义。音乐的情感是"意向性的非存在",因此音乐的表现是"不及物"的,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对象。音乐的价值在于为审美体验提供完美构型,并使听者的生命受到美化。音乐作品的每一次表演结果都是同一类型的一种殊型,因此作品通过不断的表演而获得延伸的生命。斯克鲁顿的美学思想局限于调性音乐,并偶尔流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

音乐的经验性、审美性和伦理性

在人类的选择和行动领域中,除了通过理性来掌握普遍原则外,我们同时亦需把握和探索艺术经验,以获得敏锐的感知能力识别个别情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音乐具有建立在时间连续性上的经验性特质,这种经验性不依赖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有伦理模式,并且有助于我们学习从回应音乐中的"偶然性",延伸到回应现实世界的他者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好的音乐经验里,音乐得以自证其审美性与伦理性的共存。因为当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聆听期待与偏好,或是仅是为了追求纯粹审美趣味,而是真正地投入在音乐里,尤其是具有肯定生命品质的音乐,我们将透过出于对音乐同感回应(共鸣)的能力,扩展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并且增加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