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作为20世纪的两种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霍尔的学术活动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接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并加以超越则是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前提。霍尔把该方法运用于对电视文化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以及表征的不同路径的分析和批判之中,从而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本。

对斯图尔特·霍尔文化批评观的几点反思

斯图尔特·霍尔的思想理论及其文化批评观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反响,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大众媒介研究、文化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等领域的多重对话和争论,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质疑。这是其理论魅力的标志所在。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霍尔文化批评观进行反思:一是对霍尔文化批评方法论的反思;二是以霍尔对大众媒介、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为根据揭示和挖掘其文化批评的意义;三是简要探讨霍尔文化批评理论的局限性问题。

论斯图尔特·霍尔对文化研究范式的批判与考察

西方的文化研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形成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主要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激烈竞争、互相批判,使文化研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和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斯图尔特?霍尔引入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阿尔都塞的理论相结合,并吸收和借,鉴拉克劳的接合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接合理论。

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意义生成与话语权力

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探究语言哲学在文化层面的阐释可能与意义建构,并以此作为丰富、完善“文化表征”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论资源,从而深入解析人在思考与实践活动中,由语言逻辑与想象思维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表征意涵。霍尔认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福柯权力话语等现代理论,揭示西方现代思维体系中文化表征背后隐含的多重话语权力对语言能指与所指意义的争夺。在语言哲学的文化阐释中,霍尔拆解了西方文化霸权在语言所指能力的内在话语权力结构,并在语言的能指方面提出构筑文化循环、重塑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等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建构自身文化话语权的方式和途径。

“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文化研究关键概念的演进与辨析

本文在查读大量英文文献的基础上,对英国文化研究中"接合"(articulation)一脉的三个理论概念进行了爬梳、阐释和评论。"接合"是斯图尔特·霍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出的关键词,"双重接合"承继了其语境化的精神并加以坐实,把文化研究关键词发展为媒体观众研究理论,"三重接合"则是对"双重接合"可能走向极端的修正。本文采取总结性和批判性的视角,把"接合"这个原始概念以及它的后续新概念并置起来,进行了互相比较和阐发。

《一条狗的回家路》：平行“语言”形式的意指实践

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阐释“语言”与意指实践关系时认为:“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具优势的一个媒介,就是语言。这个‘语言’之概念广泛——所有不同生产和传播意义的方式。”[1]从中可以获悉两个主要信息:其一,霍尔的“语言”是广义的,“语言,它指一种生产、传播意义的媒介,不局限于文字,例如声响、音符、姿势、表情、衣服、镜头、展览、画作等都是媒介”;其二,意指实践是一个“语言”指称意义的实践模式,具有一定社会生产价值。

霍尔斯特德:改变医学史的天才外科医生

他被誉为“美国现代外科学之父”,如今,翻开任何一本外科学教材,都能找到一系列以他名字命名的原理、技术、器械,这些珍贵的遗产影响着今天的每一台手术。他就是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霍尔斯特德的前半生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过热情洋溢的青春和迷范,但自从踏上医学之路后,他凭借绝佳天赋和惊人努力,焕发出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光彩。可惜,天妒英才,这位才华横溢的医生最后却在与毒瘾的斗争中离世,令人感到遗憾和婉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