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的旅途——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

20世纪初从中国西部等地获取、偷运大量中国古物文献的外国团体或个人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斯坦因和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民国文化界受到的大量指责和批评不同,伯希和因为杰出的汉学功底和对国内学人分享文献材料的慷慨行为,在罗振玉、王国维和傅斯年等学者口中博得了很高的赞誉。但事实上,通过对二者在探险考古“笔记”或“日记”中所记载的西域之行历史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关于中国西域或古物文献的“无人”景观,而这种“无人”景观的背后则或隐或现地再现出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的背景和视角。

马·奥·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发现的绘画品内容总录

对于研究中国西北部乃至整个亚洲中部地区历史、民族、民俗、美术、宗教等方面的学者来说,马·奥·斯坦因(M.A.Stein,一八六二——一九四三年)的古物搜集品和考察报告已是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从一九○○年开始,以英帝国学者兼教育家的身份(一九○四年正式加入英国籍),曾对中亚(主要是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地区进行过四次探险性考察,其结果,是导致大量中国西北文物流落到欧洲和印度的一些著名博物馆与图书馆中。对斯坦因运往国外的文物进行整理、编目与研究,是当今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所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

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是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坐镇安西遥控私购的第3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约230捆,其数量远大于斯坦因1907年5月28日、6月6日在敦煌莫高窟私购的第1批、第2批藏经洞文物之总和约140—150捆。以往学界研究英藏敦煌写本的来源时,多关注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间在敦煌莫高窟的购买活动。文章主要根据英藏斯坦因档案资料,首次对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敦煌藏经洞写本的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复原了这批文物在随后的外流过程路线图。

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

英国梵语学家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Ｅｄｗ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ｐｓｏｎ， １８６１－１９３７年）是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主要整理刊布者。本文通过对拉普生毕生学术活动的介绍，系统地勾画了以拉普生为主的英、法学者对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佉卢文文书的考释经过与考释成果。本文作者又结合自己１９９５年在英国国家图馆找到的照片资料和在牛津大学查阅的档案资料，对拉普生及其弟子布娄考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经过首次做了披露。

奥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

1.绪言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先后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四次科学考察(即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在1900-1901年进行,其主要报告书为(i)《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Pre1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1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1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01)一卷;(ii)《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London,1903)一卷;(iii)

《英国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阗文书辨释

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自本世纪初年发现以来,绝大部分已陆续流落到英、法、俄、日等国。其中,英国考古学家马·奥·斯坦因(M·A·Stein)在其第二次中亚细亚探险(1906—1908年)和第三次中亚细亚探险(1913—1916年)过程中用低价购买的数千卷文书,原藏伦敦英国博物院的东方印本与写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Books and Manuscripts,The British Museum),1973年以后改归英国图书馆保存。关于英国的这部分敦煌遗书,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较完整的目录。

陕甘总督升允阻止斯坦因敦煌考古始末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3-10月在甘肃省考察,于1907年3-6月在敦煌县考古。其间,陕甘总督升允曾三令五申,督促敦煌县知县王家彦等地方官阻止斯坦因从事考古挖掘工作。1907年4月,肃州镇总兵柴洪山根据王家彦的报告,向升允电禀斯坦因在敦煌擅自挖掘文物的事情。升允接电后,除致电要求王家彦等阻止斯坦因考古外,还致电清外务部,要求"照会英使,转电止挖,以符条约,而免别生枝节"。清外务部于1907年5月中旬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请设法电阻斯坦因从事考古挖掘。但由于敦煌县局势紧张、王家彦等地方官渎职等原因,升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斯坦因不仅在敦煌各地进行了有系统的挖掘,还在莫高窟考古,数次与王圆禄进行秘密交易,最终将大批藏经洞文物劫运出境。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获取汉文写经之过程研究

根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档案资料,探讨了斯坦因1914年再访敦煌期间购买汉文写经的全过程。斯坦因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1914年4月1日从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1卷,4月2日从同一匿名兜售者手中又购买写经25卷。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期间,于4月5日和王圆禄达成以500两银子购买600卷写经的协议。因斯坦因用南疆银币阿克天罡支付,实际付款600两,外加5.5%(33两)的火耗。王圆禄于4月7日向斯坦因移交经卷时,斯坦因师爷少数30卷,实际接手写经570卷。斯坦因于1914年4月在敦煌所购汉文写经总数为616卷。

斯坦因探访锁阳城遗址时间考

锁阳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4年6月22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后,有关锁阳城遗址考古史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斯坦因是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奠基人,他于1907年6月第一次在锁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学调查,其观察结果应为锁阳城遗址考古史的基础。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于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活动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其报告书《契丹沙漠废墟》和《塞林底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著作都没有提供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具体日期和细节。本文作者主要依据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等材料,对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前后过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的时间顺序和工作经过。

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英国近代考古学家斯坦因和中国近代外交家、清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在1909—1910年有过几次交往,主要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斯坦因举办讲演会、英国中国学会为马继业举办讲演会以及张元济在英国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等事件有关。本文以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陈贻范、张元济致斯坦因信等资料为线索,对斯坦因和陈贻范相识、交往的经过进行了初探,为研究陈贻范的生平和张元济调查英藏敦煌文献的活动提供了新资料。本文认为,以陈贻范为代表的清朝驻英使馆外交官员没有将英国各报刊上关于斯坦因敦煌考古的信息通报给国内,是导致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的原因之一。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斯坦因考察活动与中国学术的拓展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斯坦因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中亚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察,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对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一定贡献。客观上看,斯坦因将考察所得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善加保护、整理,使这些文物成为了后人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尤其是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并激发了时人对中亚地区研究的热情。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等地获得的大批汉简木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绢画、丝织品等珍贵的文物,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和研究的序幕。汉晋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课题,也为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宽阔的空间,成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重要一页。斯坦因虽然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从西域史、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明传播史等角度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绩及其中亚考察成果应予重视。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的史料价值

作者于1989年、1995年在英国搜寻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但只发现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未找到其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本文根据2002年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发现的一幅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对这份护照的历次还原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并提供一份比较准确的录文文本。

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

1 93 1年吉尔吉特写本的发现是继敦煌写本发现后亚洲佛教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自从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以来 ,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容的研究日臻完善 ,但对其发现、出土的过程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第一个关注吉尔吉特写本的学者 ,他在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 ,在吉尔吉特写本出土后不久 ,于 1 93 1年 6月 1 6日至 6月 2 2日间逗留吉尔吉特 ,其间对这次发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记录 ,并首次将这一发现通过报刊公之于欧洲学术界。本文从亚洲考古学史的角度出发 ,对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文件等原始档案资料检查一遍 ,将其中与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发现有关的资料加以整理 ,按照时间顺序公布于此 ,旨在为吉尔吉特写本研究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主要涉及到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地点。

斯坦因档案史料辨误一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分册上刊有一份标题为《热河省政府转报匈牙利人司代诺在朝阳县佑顺寺抄经情形呈(9月9日)》的档案,其档案内容与斯坦因(即司代诺)并无关系,本文从斯坦因国籍、入境时间、来华目的三方面来加以考辨。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题记校补——《斯坦因劫经录》部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之《斯坦因劫经录》对于题记的抄录脱误极多,本文通过对原卷图版的核比,并参考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此部分题记进行了校补。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护照的交涉始末

奥莱尔.斯坦因是敦煌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1930年,他第四次来中国考察。由于中国局势已发生明显改变,致使这次考察失败。探析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从护照申请到取消的整个过程,可以揭示斯坦因此次考察失败的主要原因,从中也可以一窥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和崛起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