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型”增长到“熊彼特型”增长的过渡——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观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浙江经济发展对"斯密型"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从"斯密型"增长过渡至"熊彼特型"增长也即现代经济增长,乃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之本质所在。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不少的洞见。本文在对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鲜的理论进展进行简要回顾之后,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诸多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进行梳理,力图表明新结构经济学对浙江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

“农商并重”“面向海洋”和“斯密型增长”——南宋发展道路的经济特征及历史意义

“南宋发展道路”是两宋时期我国江南地区在工商业文明蓬勃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模式,具有“农商并重”“面向海洋”“斯密型增长”三大特征。这一经济模式是在南宋雄厚的产业基础、便捷的交通运输、显著的技术进步和厚实的人力资本等诸多历史条件支撑下形成的。“南宋发展道路”表明历史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唐宋之际发生显著转变:国民经济由此前主要依赖农业变为既依赖农业又依赖手工业和商业,市场机制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南宋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基本模式和应然方向,因而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榜样意义。

“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

近30年来,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模式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与论争,而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则为我们分析和反思这些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以蚕丝和织布为代表的近代乡村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或"斯密型动力"的驱动,也体现了"勤勉革命"的基本特征;人口压力虽然存在,但影响并不明确。乡村工业的"斯密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其技术变迁也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但仅凭借"斯密型增长"并不足以将近代中国导入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和向"库兹涅茨型增长"转变的成功,最终有赖于新中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效配合。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人口增长下的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由史志宏研究员的清代农业产出测算谈起

本文以史志宏对清代农业产出的测算为主,比较了关于历史时期亩产量、人均占有粮食等指标的各种估计,并将其与近现代的统计数据相对照,认为通过大量亩产事例估计的历史时期单作物亩产量是相对可靠的,但对人均占有粮食等指标的估计则受复种指数、要素投入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仍有存疑之处。特别是,清中期以后人均占有粮食的下降程度可能是高估的,而且其下降未必能直接解释为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衰退,它可能是手工业效率提高、要素投入调整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源自何处?按“土壤+历程”的框架解释,容易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指向“外源外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甚至否定其基因层面的本土文明根脉。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开这一问题: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否出现了能够育成现代化的文明基因?这些基因是否传承了下来并参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特征,并进一步强化、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视角下对现代化和经济史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素材进行了“再发现”,并引入辩证历史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深化这一议题,以期在理论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研究“立题”,为其探索一个可能参考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历史视野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近年中国经济史之计量研究综述

本文分四个方面综述了近年中国经济史之计量研究:第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估计;第二,对发展模式的争论和相关检验;第三,关于市场制度及其效率的讨论与量化研究;第四,对国家能力、社会控制与外生冲击等问题的反思及其因果性检验。这些研究深化了对"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增长"等经典命题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国家、市场、家族、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明清经济史中的国家:一个对话的尝试

本文认为国家能力对经济的作用反映在国家的不同角色里,在比较视野下,国家能力概念为理解明清经济变迁提供了学术可能。明清时期国家的财政有保守的一面,但并非其提供国内公共产品的主要约束;明清中国的经济制度未必是资本主义式的,但在保护产权、促进金融增长等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机制;它在政策上的合理性需要具体而论,但很难说是为特定理念所主导;它的向下渗透与社会的组织过程是相互强化的,形成了能与斯密增长相容的社会权力结构。因此,很难说国家能力构成了明清中国未发生现代增长或熊彼特增长的内部原因,但它所依赖的方式很可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径有深远影响。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与未来发展走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世界经济格局正在产生慢慢的变化。本文从世界经济格局的概念出发,阐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过程和二战后世界技术发展方向,提出了世界经济格局未来发展的趋势走向。

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

通过对温州历史上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作用的考察,该文认为南宋时温州适度的人口压力推动了基于市场与分工交互式发展的"斯密式"增长,温州历史延续了这种"斯密式"增长动力,并通过民间的社会结构、区域性文化意识形态等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化内生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