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第三持留”的教育哲学阐释——兼论数字时代的教育困境与应对

斯蒂格勒的“第三持留”思想将人的问题与技术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且蕴含着重要的教育哲学意义。文章对“第三持留”进行存在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人、技术和教育联系起来。研究发现,教育建立在“心理—集体—技术”三重个体化的基础上且与技术统一于“人之为人”的发生过程之中,显现出其面向未来的存在论意义;此外,数字技术正在异化教育,比如:瓦解作为地方性实践的公共教育,教育商品化和资本僭越导致去个体化,最终可能会造成教育存在论意义的丧失。围绕斯蒂格勒的相关思考,应对当前的教育困境需要强调学习者的生存主体性,倡导全社会的负责任创新以及在转型中找回教育的存在论意义。

意识迷途与存在之痛:论斯蒂格勒的记忆工业批判

当今时代记忆工业发展迅速,生产了大量的工业记忆商品。对记忆产品的工业化复制和商业贩卖,使得工业记忆侵入到意识领域,构成人们的意识内容。工业记忆参与到人的意识建构,昭示着“记忆取代意识”的意识危机。人们共同接受工业生产的记忆商品,标志着个体意识的同质化趋向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这使得个体难以表明自我存在,渐渐丧失价值判断的能力,出现情感、思想、欲求上的缺失。然而,没有记忆商品能够彻底替代意识行使功能,个体始终承受着存在之痛的撕扯,仍需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如何抵抗记忆工业的意识侵蚀,创造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为抛向个体的疑难。关键就在于要准确区分意识和记忆,以及借助记忆技术来重拾自身的独特性,获得崭新的自我意识构成。

从第三持存到数字持存——数字技术背景下对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新解读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数字记忆:特质、实践及反思——基于斯蒂格勒“代具”理论

“代具”理论是斯蒂格勒用来分析技术与人类存在之间关系的基本范式,也是其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为认识和分析数字记忆提供了具有批判性和启发性的思考方式。在“代具”理论视域下,数字记忆的特质体现在速度和器具两个方面,展现了技术对于人类存在的构成作用。数字记忆不仅丰富了记忆策略,而且在直播、复制、剪辑等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广泛应用潜力的同时,促使人类反思和警惕其中隐藏着加剧遗忘的风险。

流媒体电影弹幕的时间性及知觉体验——基于斯蒂格勒时间现象学的讨论

实时性或异时性是以往研究对弹幕时间性的描述,然而被忽略的是弹幕以“流”的形式在时间向度上的投射。为阐释流媒体观影中弹幕流的时间性,借助斯蒂格勒时间现象学的思想,探讨流媒体电影弹幕的时间性构成、特点及制造的知觉体验。研究认为,弹幕的书写与观看皆在时间与意识的同流之中:观影者基于对钟表时间与剧情时间的综合感知、滑过的意识来书写“多维的、再生的”的时间流;对弹幕的观看也是一种意识流的“共时化”,众多他者的时间同时相互流入,观影者可操心的时间充盈了起来,实现“同他者共在”。弹幕时间与电影时间不是本质冲突的关系,而是可以达到流媒体观影过程中时间体验上的相互补充。

从“我”“我们”到“大家”——论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

在“9·11”和“4·21”事件发生后,斯蒂格勒认为我们陷入了“象征的贫困”。在斯蒂格勒看来,“象征的贫困”即个体化的丧失,而这一丧失的原因既是“器官学”的也是“经济学”的。也就是说,“象征的贫困”既是技术个体化所导致的20世纪“感性的机械转向”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所导致的力比多经济驱力化的结果。另外,斯蒂格勒还认为,我们所处的并不是“后工业时代”,而是“超工业时代”,这意味着意识的“超共时化”和对历时性的清算,无疑,这加深了“象征的贫困”。在“我”和“我们”沦为“大家”的同时,“心理权力”取代了“生命权力”,人类社会的“节肢动物变易”发生了——我们正在陷入“蚁穴式”的控制社会。

机器学习的透视: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量化解读

为了深入和全面地探索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中所阐述的学术思想,通过词频统计和TF-IDF分析提取文本中的关键词,采用主题建模方法理解《技术与时间》的主题结构,并结合Word2Vec模型探究斯蒂格勒哲学体系中的概念纽带。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时间》在继承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技术、时间、记忆、存在、人类意识等多方面问题。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一种塑造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其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走向以及历史的演进过程。时间不仅仅是物理时间的概念,还涵盖了技术进步是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维度。记忆被视为人类认知的基础,技术作为一种记忆形式,保存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痕迹,塑造了人类的未来。

作为“数字遗忘工业”的网络文艺——基于斯蒂格勒“记忆工业”概念之重构

借助斯蒂格勒对于“记忆工业”的思考,反向探索作为记忆对立面的“遗忘”与技术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可以发现,在哲学、感知学、社会学意义上,在技术的自我隐藏、感知的技术截除以及技术社会的集体隐形等层面,技术均呈现出事关“遗忘”的种种踪迹。继而与“记忆工业”共生的“遗忘工业”概念也有其现实所指,即“文化工业”中生产“遗忘客体”的隐秘机制。跳读与倍速、断章与挖坑、玩梗与弹幕这三组分属网络文艺消费、生产及交互的现象可以被视为“数字遗忘工业”运行机制的三种表现。其表明,数字技术“界面”与商业资本“平台”正在通过“遗忘机制”发挥效力,数字式的“遗忘”在涣散的状态、递归的循环以及压抑的遮蔽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反思“遗忘”在数字技术环境与网络文艺活动中的作用,指向了对当前数字主体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切。

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与困局:以斯蒂格勒为中心的考察

斯蒂格勒在德里达“延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代具”这一概念。由于人类自身存在重要的缺陷,因此需要外在化的力量进行弥补,这就是技术作为人类缺陷型起源的根本条件。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斯蒂格勒讨论了三种持存。第三持存是一种外在化的后种系生成记忆。围绕着第三持存展开的核心内涵是,人与技术的相互发明。美国在历史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文化霸权表现为历史蒙太奇中的时间物体、历史共同体的共在幻象与工业图式论整合、记忆工业随时在场导致的个性化丧失等内容。斯蒂格勒所强调的是,技术在塑造“大写的我们”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技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内涵。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类的迷失。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异化情形体现为数字化所创造的是扭曲的象征世界、数字个性化背后的整体性制造、数字消费背后的美国霸权和认同假象、数字资本主义加持的教育异化及其对抗等。在这种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之中,斯蒂格勒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斯蒂格勒将解决方案定义为积极性的药理学,将人类的未来定义为“负人类纪”。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似乎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悲观状态,而更加合适的调整应该是从“骄狂人类纪”到“谦卑人类纪”。

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神话结构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由从三则神话演绎出的三项原则支撑建构起来。第一项原则为爱比米修斯原则,表示人类天生缺乏足以维持其生存的任何本能,必须借助于外在的技术而生存,技术就是人类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第二项原则为普罗米修斯原则,表示由于人类是后种系生成的物种,人类的进化就是技术的进化,其进化的动力在于人类死亡的超前性。第三项原则为潘多拉原则,表示技术即为欲望,二者对立而统一,既是使人类社会进化的解药,也是造成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毒药。这三项原则共同建构起了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神话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为我们理解技术以及当代技术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斯蒂格勒,博伊斯和社会雕塑

斯蒂格勒认为参与是心智灵魂现实化的条件,但这种参与已经依赖于技术,这同时导致了“参与的丧失”和“象征的贫困”。尤其是在超工业社会中,营销技术控制了人们的意识时间,导致消费者普遍的“废人化”。斯蒂格勒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中看到了为抵抗“参与的丧失”所作的贡献,并试图通过复活“业余爱好者”的概念延续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的思路。“业余爱好者”以自由发明的方式不断地从潜能走向实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异性。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重新发明了政治,即独异性的政治,业余爱好者通过自己赋予自己时间而塑造共同体的时间,完成“社会雕塑”的任务。

元宇宙的持存面相:话语·技术·生存之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分析

面对当前元宇宙发展的重重迷思,斯蒂格勒技术批判理路不啻为一种可行的解蔽范式。遵循其思辨逻辑,元宇宙内蕴话语向度、技术向度及人类文明向度的持存面相。在话语之维,社会舆论对元宇宙的预设性解读及发展憧憬,往往聚焦于感知与记忆的生长点,期待元宇宙实现人机交互的可感知与想象力无限广延的可记忆。在技术之维,作为一种尚在发轫状态中的前沿技术综合体,元宇宙正凭借对技术系谱集成、现实世界镜像与人类能力增强的赋能,现实地发挥技术义肢所具有的代具性作用。在人类文明之维,由于支撑元宇宙发展的技术基底擅于突破、改写人的存在论边界,显现未来可能性世界的此在意蕴,因此,元宇宙包含关于未来人类生存之境再造的开放性叙事。须处理好技术药理学收敛与一般器官学绽出、数字资本增殖与技术权利争取、人类纪熵化与智识本体化三对矛盾关系,在诸多可能性中辨明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生成性方向。

故事欲、代具性与第三记忆——对斯蒂格勒电影时间的哲学解读

富有传奇色彩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是续德里达之后,21世纪法国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在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胡塞尔(E.Edmund Husserl)时间意识现象学、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机器个体化哲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的人类学、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的文学以及他的导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从“此在”到“已经在此”——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批判性改造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历史”的研究是从作为此在的人和具有技术性的存在两方面展开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来形容此在的在世性,认为处在非本真状态中的此在正是通过用具(技术)操劳着,从而逃避或遗忘了自身的存在;本真状态中的此在就是“向死而生”。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归纳了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自我理解和实际性四个特征。在《技术与时间》里,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作为人类本质的代具1是“已经在此”的,人应当被看作存在的主体,我们应当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出发重新看待此在的在世性,即从“此在”到“已经在此”。

电影作为人的“自我助产术”——论斯蒂格勒对电影《会面》的解读

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一书中,贝尔纳·斯蒂格勒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解读了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电影《会面》,由此指出,电影如镜子一样,在本体论上具有虚幻性,在现象层面体现了实在性。斯蒂格勒在“技术本体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技术装置,对主体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影是人的主体性的“自我助产术”。

斯蒂格勒哲学视角下的古代技术问题分析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滋养了对技术的反思和质询。技术哲学在近年以来的发展引发了对古代技术思想缺失的追问。古代哲学为现代文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基本范式,而唯独技术消失在古代人的视线中。反思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古代技术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为我们把握古代和现代技术的全貌以此来反思现代科技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打算从现代技术哲学的视角入手,勾勒出现代技术的理念,并在这个基础上思考现代技术理论的一些困境。然后考察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贡献。他的技术思考是如何超越了以往的理论并为我们探寻古代技术提供了一个视阈。我们会发现古代技术思想的缺失实则是一个伪问题。原因在于以往学界热衷于从制作概念来考察,而忽视了实践概念与技术哲学的关系。最后我们将论证实践是理解古代技术问题的入口,它能对接现代技术哲学的基本范式。

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工业化反思和批判——基于斯蒂格勒视角的研究

数字时代,短视频、直播等新型视觉媒介形态与现代记忆的构建紧密相连,在带给人类大批量、可检索等便利的同时,数字记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本文在简述斯蒂格勒三种记忆尤其第三记忆的基础上,以他的视角为窗口对当下文化工业化背景下的媒介记忆进行反思性批判.

斯蒂格勒:西方技术哲学的评论——《技术与时间》解读

斯蒂格勒认为,在法国技术哲学中,吉尔的观点是以技术系统总体决定技术发明来思考技术的进化,古兰则是主张在人的意向和物的规律的关系中讨论技术的客观趋势,而西蒙栋的研究对象已经是大工业中的技术客体的自身动力和异化问题。然而,这三位学者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的深度是贫乏的。为此,斯蒂格勒让我们关注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构境中对技术的批判:技术原来是人的力量,可在西方世界的总体性完成中,技术却畸变为一种毁灭人类自己的力量。所以,必须拒绝技术中心论,必须当心技术干预的无度。

第三持存与非物质劳动--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学术对话

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核心构境点的第三持存概念与技术义肢的记忆延异就是增补性的人类社会历史,其中,生产模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从摄影到电影和电视,人类历史生存中原来不可重来的建构性场境由一种全新的复构技术反复再现了。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发展出"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的人的思想无产阶级化。

回到胡塞尔:第三持存所激活的深层意识支配——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胡塞尔所揭示的时间客体在经过电子计算机(数字化第三持存)的通道,建构了比康德先天观念综合更重要、更基础的数字化社会先验综合,这种对人的最内在的支配和座架是从看不见的电影-电视式的意识构架开始的,欲望的制造与消费的牧领,政治意图和文化解构都会悄悄地发生于这种根本看不见的无意识的"完全接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