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较现行法有较大进步,但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下及辩护效果不佳仍是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公设辩护人具有公职性、专职性、全职性及专业性等特征,其基本属性为辩护律师;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实现贫困者律师辩护权,同时,也是国家承担刑事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因此,建构我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 推进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如下修改:纠正了"鉴定结论"不准确的提法,还原了司法鉴定之本质;删除了"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或者精神病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的规定,理顺了司法鉴定体制;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了鉴定意见的传闻排除规则;增强了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保护;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使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有望实质化。这些修改是司法鉴定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鉴定人权利保障体系尚有待健全。

公安机关侦查程序中的律师权利保障——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背景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权利作了重大修改,赋予了辩护律师准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等一系列权利。与美英德法日等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权利相比,我国对辩护律师权利保护方面立法较晚并有所限制。为充分保障律师权利在实现人权保障、无罪推定以及公正执法等方面的价值,当前公安机关亟需转变讯问思维,强化证据意识,创新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保障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把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但是此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设立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的理论渊源,通过明晰其概念、特点以及必要性加以厘清。

司法鉴定立法比较之法理研判——以新《刑事诉讼法》与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改并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两大新诉讼法对证据制度,包括证据种类、证明标准等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对于司法实践中证据地位凸显的鉴定意见,两大诉讼法也做了调整,包括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保护、鉴定人选任等。但因两大诉讼法性质不同,新刑诉法和新民诉法对相关内容做了不同规定,对于其是否符合立法统一性、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与其诉讼性质相一致,有必要从法学理论角度层面予以释明与检视。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对于维护被告人权利及死刑程序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但相关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更深入的诉讼化改造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明确法律援助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并建立死刑复核阶段的程序制裁机制。

“敌人刑法”思潮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刑事诉讼法》修法理念的解读与深思

从"敌人刑法"学说论证剥夺重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因为相当多重罪嫌疑人并非"敌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迎合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对涉嫌重罪的刑事被告人剥夺、限制其诉讼权利,"敌人刑法"的思潮已经影响到我国现实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法。对重罪刑事被告人程序权利的剥夺或限制虽然符合侦查机关的短期利益,不过却可能与宪法相冲突,对于刑事程序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也可能造成冲击。保障重罪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纵深问题之一,通过构建"修复性司法"、"赋予救济权利",通过各项措施提升侦查效能,方能有效地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的关系。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技术人员的证据意识

证据在刑事案件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诉讼的每个阶段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侦查阶段是诉讼程序的开端,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技术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这就要求侦查技术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树立证据意识,转变侦查取证思维。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警关系之完善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从拓展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控制的范围、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控制的程序、扩大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直接指挥的权力、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制裁的权力等四个方面完善了检警关系。但我国检警关系仍然存在诸如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权未能得到确立、公安机关的权力依然过于强大等不足。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检警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与控制。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我国侦查实践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这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活动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规定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诸多方面存在缺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将面临挑战,亟需对其予以完善和具体化,以便于侦查机关更加科学、规范地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检察机关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运行问题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尘埃落定。纵观其修改内容,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此外,新增了四个特别程序,并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以及审判程序等作了明显的调整和完善。上述变化对检察机关公诉权、侦查监督权的运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对于推动检察机关规范、有效地行使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公安机关实施新《刑事诉讼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即将生效,而目前公安机关还存在着执法理念不能适应新《刑事诉讼法》要求、刑事技术力量不足、科技强侦投入不够、民警科技取证能力不强等客观困难。公安机关应理性对待刑诉法修改,正视面临的问题,主动更新执法理念、转变传统侦查模式、完善执法制度、加强执法管理监督,多措并举提高侦查取证水平,积极应对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要求及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也加大了对犯罪的打击。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的完善等方面对侦查工作造成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侦查工作人权保障要求更加严格,侦查行为要求更加规范,取证环节要求更加精细,工作过程要求更加科学。侦查部门应当从树立现代侦查法治理念,强化人权、程序、证据意识;转变传统办案模式,合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做好案件质量审查,加强侦查自我监督;创新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应对工作。

新《刑事诉讼法》中专家出庭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虽然专家出庭制度的设立对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法律对专家出庭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利于制度的实施。本文对专家出庭制度中专家的诉讼地位、专家应有的资格及专家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探讨。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逮捕率居高、畸形,逮捕功能被异化,逮捕、羁押制度尚未完善,行政化逮捕审查影响审批程序的开放性。因此,我国立法对旧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主要体现在细分规定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规范了逮捕执行程序、增加了逮捕羁押的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确保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侦查阶段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问题探讨——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的实施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制度的个别规定仍然较为粗疏,且过于原则,有的规定甚至可能会阻碍辩护制度的顺利实施。2012年底通过的司法解释、高检规则以及公安部规定等文件,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凭"三证"可以会见以及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细化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

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以辩护制度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有力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印证了中国法治理念的文明演进,但同时也给警察刑事执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以辩护制度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修改完善为例,从中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的警察刑事执法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从执法理念、执法规范、执法能力等多方面寻求应对之策。

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相关信息调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之理解与适用

针对启动事由在法条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涉案未成年人基于自己的权益需要也应赋予其信息调查的申请启动权,另外相关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团体在面临特殊情况时也可建议涉案未成年人或者公检法启动信息调查。在信息调查主体方面提出参照先前司法解释,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共同委托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来进行信息调查。最后提出在信息调查的内容方面要与司解内容相对接,与试点经验相融合,与身心特点相协调,与嫌疑罪名相对应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