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再思考

首先从“子一代视角”研究中“阶级论”和“人性论”两种观点的有待商榷之处入手,论述该视角是这一作家群体符合现实主义的共同选择,是“子一代”知识分子在遭遇市场经济冲击下,与下岗大潮中失去主流地位的父辈工人阶级之间最强烈的情感共振;进而讨论这一视角下,作家们“对父辈的历史现实主义关照”与“子一代自我书写”之间出现的明显悖论及实质:他们在讲述父辈历史意义的过程中遭遇言说困难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回忆”和“虚构”来回避意义,倾心于言说本身;最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虽然意识到自身“子一代视角”的写作也许终将成为自己作品中寓言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会坚持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重新续写寓言。在对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主义从认知到实践的不断探索,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它将以自己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后现代主义历史发展分期之我见

给后现代主义做时期划分虽有"难处",但"从教学上说很有必要"。文章采用四种撰写文学史模式之一,即出生—成熟—死亡过程式,将后现代主义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并认为20世纪50年代过渡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渗透存在主义之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兴形式试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颓势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更见倾向通俗。

二十一世纪门槛前的思考——论后现代主义与后新时期文学

正如我们无法将西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划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一样,试图将我国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作出这样的划定也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继现代主义之后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一种文学倾向或思潮。后新时期文学则是指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兴的一种文学倾向与思潮。虽然两者的起止时间相距近二十年,但它们却同时交汇于九十年代的今天。这种交汇便必然形成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共同的倾向与特征,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东西方文学的碰撞。

世纪末的对话——新状态小说与后现代主义

继实验小说的消遁和新写实小说的沉寂之后,自1994年春始,中国当代文坛又出现了一股“新状态”小说创作和评论的热潮。全国较有影响的刊物《钟山》和《文艺争鸣》两家联手,连续推出新状态小说创作和评论专辑,至今不衰。一时间,韩东、何顿、陈染、张旻等等新人辈出,新作不断;王安忆、王蒙、刘心武等等“老”作家也青春焕发,再领风骚。

马原现象与后现代主义的终结

由于历史步履的懒散蹒跚,中国人的“人格神”比西方的“上帝”苟延残喘多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似乎决定了悟性迟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只能重步人家的后尘。当国外的后现代主义已呈秋风萧瑟、灯火阑珊的时候,我们却才开始伺弄现代主义的习作。至于后现代主义,遍览新时期文坛,大抵从事者唯马原一人。若不以时间的先后定“真伪”,并承认国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众多流派大都是横向借鉴与本土特色的杂烩这一事实,则不仅目前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伪”的。

后现代主义与先锋——先锋文学聚焦之十七

在先锋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后现代主义一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很多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显赫声誉的先锋作家，都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譬如先锋文学大师博尔赫斯，就被视为全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此外，像法国的新小说派核心作家罗伯——格里耶，意大利的卡尔维诺，美国的菲利浦·罗思、约翰·巴思、罗伯特·库弗以及奥地利的穆齐尔等等，也都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一直成为文学理论家们的重要阐释对象和有力的现实注解。

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文化内涵——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说开去

在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凭借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迅速崛起,其中“子一代”叙述视角及其折射出的文化内涵令人瞩目。这些新生代东北作家以“子一代”的视角讲述着父辈的创伤记忆,呈现了一段历史性悲剧,其间蕴含着独特的叙述风格,这一独特的书写行为在当下的大众文化场域中也具有特殊意义。

论后民权时期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时代特征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民权运动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消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后民权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民权时期中登上文坛的新一代黑人女作家敏锐地感知了时代脉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通过建构立足于个体体验的新价值观念,认同更加细化的黑人群体,呈现了作为道德自由主体的抉择力量,也体现了其文学创作具有的时代特征。

香港新一代南迁作家创作论

70年代前后移居香港的新一代南迁作家,其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创作历史大致相同。其创作无论在选材、创作倾向上与本土作家截然有别。但随着居港岁月的增长,他们的“大陆客”气味逐渐消失、“大陆意识”逐渐淡薄,香港色彩和“香港意识”则日渐显现。体现在作品上是时代背景被淡化,兴奋中心转向婚恋题材,作品被注入通俗性审美特征,因而与新一代本土作家接近起来。但两者仍有分别,预计很难合流,这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等不同决定的。

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

一、困惑与误读现实主义主流论在八五年以前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众多的评论家异口同声地用现实主义的回归——复兴——深化来概括新时期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几年过后的今天,现实主义虽然还没有成为人们忌讳的不祥之词,但至少已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在不少人眼里,现实主义已经和为政治服务,急功近利,缺乏想象力等划上了等号。这固然是出于一部分人的偏见和误解,但在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下,现实主义确实陷入了困境。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改造上,为现实主义加定语成了时髦。“新现实主义”、“

东方后现代景观一瞥

我们曾借用“文化地震学”的概念来记录和测试人类文化的变化与更替。如果我们将现代主义看作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三级,也就是最高一级的“文化地震”:它推翻了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中最稳固和最坚定的东西,把属于过去的广大地域夷为废墟,它是压倒一切的位移,它怀疑整个文化与文明,并疯狂地另起炉灶。那么,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文化地震学”的概念便已很难再对它进行描述和测试了,因为后现代主义推倒的已不是某种信仰和观念,或某一时代的文明和文化,甚至也不是既往的所有的信仰和观念、文明和文化,而是推倒了信仰和观念本身,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信仰、观念、文明和文化,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类一厢情愿的虚构,是语言构筑起来的迷宫。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宗教新热潮及其它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宗教新热潮及其它任光宣从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从九十年代初）起，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性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俄国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两个现象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盛行和宗教新热潮的出现。本文想对后现代主义文学...

告别新小说时代

在这篇文章里,新小说这个提法,没有任何新意。只是为了方便,为了避免过多地在概念上纠缠,我们用新小说一词包括了人们经常使用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实验小说、后新潮小说等等。

论后新潮小说的陌生化特点

后新潮小说对新时期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强化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这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从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后新潮作家以先锋的姿态将文学陌生化的运动推向了极致;其次,后新潮作家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文学形式。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各自发展了一套独特的陌生化方法,从而使近阶段文坛异彩纷呈。

马尔科姆·考利:美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记事人

面前摆着美国企鹅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马尔科姆·考利的《我的作家生涯》。副标题是:1918—1978年美国文学记事。考利的侧面头像几乎占据了这本平装普及本封面的三分之二。岁月已在考利的眼角、额际刻下深深的皱纹、一头银发、粗眉下那双睿智的眼睛目光炯炯。他微笑着,似乎在展望什么,又似乎在回顾和沉思: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奇县贝尔茨塔农舍和田野上渡过的少年时代,匹兹堡的中学、哈佛的大学时光;一次大战中在欧州战场当救护车、军用卡车司机的冒险经历;他也一定回忆起在巴黎、纽约文人圈子里以及晚年定居康涅狄格州美丽小镇谢尔曼后的著述生涯。然而,考利已于1989年3月29日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对“新写实”小说的不同议论

“新写实”小说是我国当前创作和评论中一个热点,本刊1991年第4期发表丁永强《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一文,其中某些论点引起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兴趣。华东师大部分文艺学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此进行了两次讨论,各抒所见,存在或同或异的看法。下面选登五篇,供读者们参考。

新时期文学当代导向的困境

新时期文学的美学导向主要表现为文学语言当代性导向。文学语言导向当代性的过程,也是它陷入困境的过程。审视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路,这种困境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文学语言内向的、自我表达的困境;二是传播中的、读者接受上的外向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