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都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调研

我国自2011年开始在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等8个省区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5年为一个周期,实施禁牧补助、草原平衡奖励补贴。为贯彻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16—2020年)》,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保护,推进草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农牧民脱贫致富,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农业农村局分年度编写制定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方案,确保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正常开展。笔者就乐都区2016—2020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替代性生计提高生态补偿有效性的效果与机理——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

生态补偿有效性不足,资源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有效性提升,可为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调和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生态补偿深化改革。本研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两年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非牧就业和就业培训视角,检验牧户过去6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和村级过去4年的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其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补奖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村级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降低牧户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升补奖政策有效性,但该作用需持续3~4年的累积才能显现。因此,生态补偿改革应充分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问题。

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影响与政策可信度

基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304份牧户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探究草原生态补奖对牧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进一步运用有序Probit回归分析牧户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草原生态补奖能够促进牧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不同收入水平牧户的增收效果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草原生态补奖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牧户影响显著,对高收入牧户影响不显著。(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和收入变化对政策可信度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情况中,补偿标准和草原保护功能对牧户政策可信度的提高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政策监督实施情况和信息公开情况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合以上,在未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针对不同收入牧户分类制定政策内容,加强政策实施监管力度和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保障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高效稳定地长期实施和深入推进。

草原两轮补奖政策生态效益评价——以甘南州美仁草原为例

本文以甘南州美仁草原为例,通过甘南州草原监测数据及牧户调查问卷资料,对两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甘南州草原年均降水量、年最低气温、年最高气温、年平均气温均呈升高趋势,草原植被盖度、草群平均高度和鲜草产量也呈增长趋势,草原可利用面积和草原理论载畜量均增加。甘南州两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对改善草原气候、提高草原产草量、增加草原可利用面积和提升草原理论载畜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保障畜产品的高效保质产出,促进牧民增收及推动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是今后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与主攻方向。在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基于新疆昭苏县277个牧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ISM模型探索影响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显著性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结果表明:57%的样本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牧业收入、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技术可获得性、补贴发放及时度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剖析影响因素间层级结构后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和补贴发放及时度是深层根源因素,牧业收入、技术可获得性是中层间接因素,而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是表层直接因素。据此提出加强政策宣传与扶持力度;增强牧户绿色生产意识,激发牧户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强化绿色科技支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改善外源约束性条件等建议,以期促使牧户绿色生产意愿转换为实际行为,实现绿色兴牧、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奖补激励政策中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锡林郭勒盟地区为例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补奖是以实现草原牧区经济社会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谐一致,调节草原生态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利益平衡和重构,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公平、正义、秩序的目的指向。为了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问题,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西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等草原牧区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当前草原牧区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提出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对策建议。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植被恢复的影响机理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2000-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以牲畜规模为中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草原植被恢复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草地NPP(net primary product)降低了2.28%,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牲畜总规模和舍饲规模在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草原植被恢复的作用机制中都存在中介效应,通过牲畜总规模的增加抑制了草原植被的恢复,但通过舍饲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草原植被的恢复,舍饲饲养模式是更符合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路径。因此,提出加强对偷牧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优化牲畜饲养技术,加大对舍饲饲养方式的奖补力度和方式,提高人工草场的建设数量和质量等相关建议。

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中部草原地区比较分析

"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深入贯彻了五个发展理念,以促进草原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研究从牧户视角出发,构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选取内蒙古中部东乌旗、镶黄旗和四子王旗三个草原地区的280个样本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方法,分析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下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三个草原地区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东乌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年龄、教育、羊存栏量、畜牧业收入以及补贴收入;镶黄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家庭人数、羊存栏数、畜牧业收入、家庭支出和补贴收入;四子王旗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人数、羊存栏数量、畜牧收入、补贴收入。针对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的差异,笔者提出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拓宽牧民销售渠道和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政策建议,从而实现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共赢局面。

甘南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目的】草原作为重要的生态资产与生产资源,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分析草原牧区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地生态保护、修复和助力牧区精准脱贫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通过多年统计数据、查阅年鉴和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得相关资料,对两轮补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补奖政策草原生产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变化情况。【结果】1)两轮补奖政策实施后,甘南州平均鲜草产量达到6534.00 kg/hm^(2),其中,第1轮补奖政策后较补奖前增加17.61%,第2轮较第1轮增加16.28%;2)甘南州畜牧业总产值明显增加,第1轮补奖政策后理论载畜量较补奖前提高30.45%,第2轮较第1轮增加9.32%;3)两轮补奖后甘南州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第1轮较补奖前增加135.36%,第2轮较第1轮增加33.76%。【结论】依据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提高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加大草原监管执法工作扶持力度、按照草原退化程度由县(市)政府确定草原禁牧区域和合理禁牧年限。

海南藏族自治州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自2011年开始颁布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青海省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海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气候条件优良,为青海省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是青海省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主要地区之一。牧民是离草原最近的草原生态保护者,在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是被补偿方(受损方)的主体,政府是补偿方(受益方)的主体。牧民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满意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策的响应,会极大地影响政策的实施效应。为了保证在不降低农牧民原有收入的基础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结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5个县、10个乡镇、20个村的231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基础设施受损状况”“受教育程度”变量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年支出”变量则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改变宣传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资金来源,拓宽补偿渠道;充分发挥牧民的草原主体地位”等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建议。

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现状

为了草原生态环境修复,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政府及各相关单位积极响应参与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并带动群众参与其中。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展开研究。经过草原禁牧轮牧休牧,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虽成效显著,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有不足之处需要改善。应该参照牧民实际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政策奖补资金,并且还要注重政策、实物等多元化补助。

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响应

【目的】通过2011年、2016和2021年草原植物的调查研究,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揭示植物群落特征动态变化规律。【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温性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数学分析法进行系统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加固温性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群落优势地位更加明显;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结构并未达到稳定状态,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结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未使西北干旱内陆地区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达到顶级群落。

典型草原牧区“生态奖补”政策落实及牧户偏好研究

草地退化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安全。"生态奖补"机制作为实施草原新政的主要措施,能否起到恢复草原生态的作用?基于2012年锡林郭勒盟调研所得到的224份牧户问卷调查和2013年对呼伦贝尔市牧户和有关部门进行的开放式访谈,文章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标准三个方面对"生态奖补"政策在牧户层面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载畜量标准以及补偿标准四个方面研究牧民对当前"生态奖补"政策的偏好。研究发现,在"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中存在补偿对象单一,部分地区补偿金不能按时按量发放,以及载畜量标准制定与牧民意愿不相符等,这使得"生态奖补"政策难以为牧户自觉保护草原提供有效激励。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建议

从政策管理的角度,梳理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在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总结出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草牧业产业发展落后、监管和技术队伍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提高补奖标准、重新核定补奖区域和面积、继续安排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加大草牧业扶持力度、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政策建议,对于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助推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宁夏牧区农户的实证调查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加快草原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研究以宁夏7个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主要县区为调查对象,对首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补奖标准不能满足牧民需求、禁牧政策缺乏灵活性、草原监管执法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建立补奖标准增长机制,实施差别化补奖标准,探索草原禁、休、轮制度,促进草原可持续发展机制等建议。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中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研究综述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牧业生产、牧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补奖对象与标准、落实情况及问题、实施成效等方面对政策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显示,各地积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补奖标准的测算方法在地区间差异明显,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好,牧民参与政策意愿主要受政策实施对生活水平影响、对草原保护的认知、牧业收入占比等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天然草原生态恢复,促进了牧业生产转型;多数研究认为,牧民政策转移性收入和占比均增加,也有研究认为,禁牧区牧户收入下降。最后,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分区研究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实施情况;剥离其他因素的纯政策效应研究有待完善;牧业生产方式转型、牧业总体生产效率等牧业生产效应及牧民就业、消费行为变化等研究有待深入;补奖标准测算、草原监管机制、政策绩效考核评价等需要加强;需要开展融合乡村振兴、牧区扶贫的政策合力研究。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