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紧张与抑郁相关的meta分析:基于付出-回报模型

目的:探讨我国人群职业紧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系统检索中外数据库中有关我国人群职业紧张与抑郁关系的文献,采用meta分析方法合并分析职业紧张与抑郁的相关关系。分析工作类型、抑郁测量工具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采用漏斗图和Egger检验分析出版偏误。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22篇文献。合并的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内在投入与抑郁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01(95%CI:0.269~0.333)、-0.336(95%CI:-0.399~-0.271)、0.265(95%CI:0.223~0.306)。抑郁测量工具对职业紧张付出与抑郁关系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Q=21.34,P<0.001)。工作类型对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内在投入与抑郁关系的调节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Q=87.64,15.92,17.32;P<0.01)。Egger检验发现不存在出版偏误(P>0.05)。结论:职业紧张是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职业紧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受到工作类型和抑郁测评工具的调节。

北京市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与工作压力的关系研究

背景医务工作具有挑战性高、任务重和压力大的特点。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认为,如果组织环境造成了ERI,会对员工产生负面影响。医务人员调查是2018年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务人员的良好工作感受和工作状态是居民服务利用和健康改善的重要决定因素,提高医务人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是新医改的重要目标。目的探讨北京市医务人员ERI与工作压力的关系,为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对北京市4156名医务人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根据医务人员的ERI量表和工作压力量表得分,构建工作压力结构方程预测模型,使用偏最小平方法估计相关参数,分析ERI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参与付出回报比(ERI指数)计算的有效记录为4098条,根据ERI指数计算结果,1333名(32.53%)医务人员处于付出与回报平衡状态,2765名(67.47%)医务人员处于付出与回报失衡状态。北京市医务人员46.00%的工作压力可通过ERI模型进行解释。内在付出、外在付出、工作回报对工作压力均具有直接影响(P<0.001),其中内在付出的总效应为0.409(95%CI=0.373~0.443),外在付出的总效应为0.583(95%CI为0.559~0.606),工作回报的总效应为-0.199(95%CI=-0.227~-0.171)。另外,内在付出是外在付出和工作回报对工作压力影响的中介因子(P<0.001)。结论研究结果支持ERI是北京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重要来源的研究假设。鉴于内在付出对工作压力影响最大,卫生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应针对性地改善相关管理制度,解决ERI问题,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

付出-回报失衡对新疆某地新入伍军人睡眠质量的影响

[目的]了解新疆某地新入伍军人的付出-回报失衡（ERI）对其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驻乌鲁木齐某部队的625名新入伍军人作为调查对象,应用中文版ERI量表和中文版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问卷对其进行调查,得到有效问卷586份。以ERI量表的3个分量表得分均值为界,把研究对象分为高、低得分组,对睡眠质量与职业紧张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两样本均数比较的t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新入伍军人的PSQI问卷平均得分为5.00±2.84,其中有170名调查对象的得分≥7,占总体的29.01%。吸烟组PSQI问卷得分为高于非吸烟组（5.29±3.01,4.72±2.64,P〈0.05）。入伍前为学生身份组PSQI问卷得分为低于非学生身份组（4.42±2.59,5.42±2.94,P〈0.01）。而是否为独生子,不同入伍前居住地、文化程度及体质指数新入伍军人的PSQI问卷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付出、回报、超负荷3个分量表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间的PSQI问卷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ERI指数≥1.0组的PSQI问卷得分高于〈1.0组（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伍前身份是非学生、超负荷分量表得分高及ERI指数≥1.0是存在睡眠质量障碍的危险因素,OR（95%CI）分别为1.370（1.110~1.690）、1.109（1.004~1.226）、11.317（4.203~30.476）。[结论]新疆新入伍军人的睡眠质量不容乐观,ERI影响其睡眠质量。

钢铁工人付出-回报失衡与失眠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钢铁工人付出-回报失衡(ERI)与失眠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唐山市某钢铁公司5 769名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5项阿森斯失眠量表》分别对其进行ERI和失眠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ERI和失眠的关系。结果研究对象工作付出、内在投入得分与失眠均呈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rS)分别为0.127、0.122,P<0.01],工作回报得分与失眠呈负相关(rS=-0.126,P<0.01)。成功构建ERI和失眠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钢铁工人工作付出、工作回报、内在投入均对失眠有直接效应[标准化路径系数(β)分别为0.065、-0.067、0.091,P<0.05];工作付出、工作回报均对失眠有间接效应(β分别为0.048、-0.010,P<0.05)。结论 ERI可增加罹患失眠的风险。工作付出和内在投入可对失眠产生正向影响,工作回报可对失眠产生负向影响。

职业紧张和付出-回报失衡对在职民警睡眠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职业紧张和付出-回报失衡对在职民警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于2011年5月采用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对某市公安局287名在职民警进行睡眠质量和职业紧张相关因素的问卷调查;并采用付出-回报失衡模型（ERI）及需求-控制-支持模型（DCS）对睡眠质量与职业紧张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并以ERI系数、DCS系数1.0为界,把研究对象分为高紧张组和低紧张组.结果 轮班警察的睡眠质量评分高于白班警察[（11.95 ＆#177;6.54）比（9.52＆#177;6.43）分,￡=2.77,P＜0.05];ERI模型中,高紧张组的睡眠质量评分高于低紧张组[（14.50＆#177;6.41）比（8.60＆#177;5.53）分,t=-5.32,P＜0.01];DCS模型中,高紧张组的睡眠质量评分高于低紧张组[（13.71＆#177;6.62）比（9.46＆#177;6.04）分,t=-3.71,P＜0.01].ERI模型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性别（OR=3.0,95％ CI：1.16 ～7.73）、30 ～ 39岁（OR=3.48,95％ CI：1.32～9.16）、内在付出（OR =2.30,95％ CI：1.10 ～4.81）和每日紧张感（OR =2.15,95％ CI：1.06～4.33）是睡眠质量低的危险因素,回报（OR=0.26,95％ CI：0.12 ～0.52）是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以DCS模型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中,30 ～ 39岁（0R=2.55,95％ CI：1.02 ～6.37）、抑郁症状（OR =2.10,95％ CI：1.14～3.89）和每日紧张感（OR=3.25,95％CI：1.70 ～6.19）是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两种模型同时分析时,性别（OR=3.03,95％ CI：1.15～7.98）、30 ～ 39岁（OR =3.71,95％ CI：1.38 ～9.98）和每日紧张感（OR =2.09,95％ CI：1.01 ～4.30）是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回报（OR=0.22,95％ CI：0.10 ～0.48）是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结论 职业紧张及付出-回报失衡会影响在职民警的睡眠质量.

从“996”之争看和谐劳动关系二元机制的构造

“996”工作制热议的背后折射出现代企业管理的缺失,也将劳动关系的和谐推向了风口浪尖。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也成为化解劳资矛盾、推动社会和谐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利益共同体理论,运用新三元付出-回报模型,剖析付出、回报和过度投入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影响,并从利益交换观和利益共同体观角度出发,探究“996”之争下和谐劳动关系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的构造。经济体制包括完善劳动经济制度,均衡劳资利益,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保护员工劳动价值,进行员工股权激励,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实施累计积分制管理,践行目标管理模式;文化体制包括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和谐生态,实现核心价值观匹配,提高员工在企业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员工组织认同感,建立员工与企业的有效沟通,实现员工心理契约,挖掘员工内心真实价值需求,建立员工服务系统机制。

三级医院手术室专科护士工作压力及其与职业倦怠和组织承诺的相关性

目的了解三级医院手术室专科护士工作压力、职业倦怠及组织承诺现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抽取北京市30家三级医院243名手术室专科护士,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评估工作压力状况,职业倦怠问卷评估职业倦怠水平,组织承诺问卷评估组织承诺情况。结果手术室专科护士付出均分19.16±3.13,回报均分31.26±5.22,175人(72.0%)付出大于回报;职业倦怠均分3.36±1.26;情感承诺均分3.66±0.91;付出/回报比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呈正相关,与组织承诺呈负相关(均P<0.01)。是否愿意承担及是否有时间承担手术配合以外的工作是工作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OR=3.065、4.244)。结论手术室专科护士的工作压力水平较高,付出与回报失衡较为突出,且工作压力越高,职业倦怠水平越重,组织承诺水平越低。管理部门应合理安排任务并给予充足的时间及相应的补偿,以缓解手术室专科护士工作压力。

流水线工人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

目的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基于工作要求-自主性模型(JDC)及付出-回报失衡模型(ERI)]分别评估电子制造厂流水线工人的职业紧张状态,研究并反映职业紧张不同维度评分与心理健康程度、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于2021年1月抽取某电子制造厂的流水线作业工人272例,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显示,GHQ筛查阳性率(即心理不健康者所占比)50.74%,JDC职业紧张率69.12%,ERI职业紧张率58.09%。一般心理健康与自我效能感(r=-0.263,P<0.01)、JDC工作自主性(r=-0.178,P<0.01)、JDC社会支持(r=-0.226,P<0.01)、ERI工作回报(r=-0.240,P<0.01)呈负相关,与ERI工作付出(r=0.209,P<0.01)、ERI内在投入(r=0.146,P<0.05)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JDC工作要求(r=0.150,P<0.05)、JDC工作自主性(r=0.358,P<0.01)及JDC社会支持(r=0.290,P<0.01)呈正相关,与ERI工作付出、ERI工作回报及ERI内在投入无统计学相关。自我效能感在JDC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存在调节作用(F=2.564,P<0.05),在ERI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F=0.161,P>0.05)。结论流水线工人JDC模型职业紧张及ERI模型职业紧张均处于较高水平,JDC职业紧张并非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ERI职业紧张不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而独立对流水线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两种模型下探讨职业紧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某市公安局287名在职民警进行抑郁症状和职业紧张相关因素的问卷调查;并对抑郁症状与职业紧张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χ^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和需求-控制-支持(DCS)模型的高紧张组的抑郁症状评分和发生率均高于低紧张组(P<0.05)。ERI模型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内在付出(OR=2.45,95%CI:1.24~4.88)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回报(OR=0.44,95%CI:0.23~0.79)是保护因素;DCS模型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心理需求(OR=1.53,95%CI:1.01~2.74)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两种模型同时分析时,内在付出(OR=2.60,95%CI:1.30~5.71)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回报(OR=0.48,95%CI:0.27~0.83)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结论职业紧张对抑郁症状有影响,降低心理需求、减少内在付出及增加回报有助于降低民警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

民警职业应激与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浓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民警职业应激与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G、IgM和IgA）和补体（C3和C4）浓度的关系。方法2011年5月，以方便抽样与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225名在职民警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职业应激情况，采用免疫比浊法对血清中IgG、IgM、IgA和补体C3、C4的浓度进行检测。结果正性情绪与IgG浓度呈正相关（r=0．084，P〈0．01）；正性情绪、应付策略和睡眠质量与IgM浓度呈正相关（r=0．146、0．155和0．203，均P〈0．05），负性情绪与IgM浓度呈负相关（r=0．185，P〈0．05）；回报和睡眠质量与C3浓度呈正相关（r=0．172、0．285，均P〈0．05），负性情绪与C3浓度呈负相关（r=0．174，P〈0．05）；睡眠质量与C4浓度呈正相关（r=0．173，P〈0．05），负性情绪与C4浓度呈负相关（r=-0．164，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和正性情绪高评分组导致IgG浓度降低的风险分别是低评分组的0．460、0．495倍，应付策略高评分组导致IgM浓度降低的风险是低评分组的0．482倍。结论职业应激与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浓度之间存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