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民公安中的新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机关在镇反、接管城市、改造战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暴露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推动了“新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通过群众监督与自我革命。“新三反”运动纠治了公安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公安机关的纪律作风得到了深刻整改。“新三反”运动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作风建设、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对今天的公安机关的队伍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重塑乡村基层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新三反”斗争之“诸城经验”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僚主义”在乡村基层农业生产的领导方面一度表现得非常严重,干部在工作中常挟“强迫”“摊派”作风。“新三反”运动中对此一问题进行纠正的政治实践值得关注。本文围绕山东省诸城县创造的典型经验,通过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报道及基层档案等相关史料的发掘研读,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努力重塑乡村基层领导的政治实践。同时,借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分析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及会上开展的群众“批评”与干部“自我批评”,以呈现作为政治反结构的民主在基层政权结构中的植入过程。“诸城经验”具体展示了通过群众性的民主批评来转变基层干部领导作风、重塑其政治德性的制度性机制,至今仍有现实启示意义。

“新三反”: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实践——以华东大区为中心的考察(1952-1953)

华东实践表明,"新三反"不是疾风暴雨或短暂突击式的政治运动,而是执政党对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的积极引导,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社会化实践。正是从此意义上说,"新三反"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党从严态度,更在于其深刻地证明:执政党只有紧密围绕现实工作,加强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培育和引导,方能切实增强治党成效,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从“新三反”运动看执政党建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本文主要对运动中的有益作法进行总结,分析、探讨其对当前强化执政党建设的历史镜鉴。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新三反”运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新三反运动是我党继"三反"运动之后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其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肃清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将反官僚主义斗争引向深入,是新三反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新三反运动本着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与和平的原则,严厉惩治官僚主义者,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新三反运动为我党现阶段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尤其是通过群众来信打击官僚主义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黄逸峰事件”与上海“新三反”运动

1952年底,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党委书记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由于在处理学生信访问题上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嫌疑,在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并撤销本兼各职。尽管写匿名信的薛承凤个人目的明显,但事件爆发于"三反"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黄逸峰被认为自恃革命有功与党组织对抗,这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整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还不够彻底,从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比较严重的估计,将黄逸峰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加以批判,觉得有必要将其树立为官僚主义的新典型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从而拉开上海"新三反"运动的序幕。"黄逸峰事件"的过程与中央推出的"刘张典型"以及各地同时期所抓的各种典型有明显不同。高级党员干部黄逸峰遭到党纪行政的双重处理在克服官僚主义与反对压制批评方面影响很大,对中共来说是整党建政的一个成功范例。

分散与集中“:新三反”运动中党防治官僚主义的双重逻辑

官僚主义的产生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高度集权和过度分权都是产生官僚主义的诱因。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渐认识到官僚主义高发并非仅因权力过分集中,还因权力过于分散。反分散主义,成为"新三反"运动中党防治官僚主义的逻辑主线。分散主义加剧官僚主义有特定传导机制。全面检查工作、处理人民来信、完善领导制度是以反分散主义防治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加强集权是"新三反"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制度设计。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具有反官僚主义的功效,也为当下反官僚主义提供了历史经验。

1953年人民解放军“新三反”运动述评

在“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人民解放军于1953年初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以官僚主义为主要目标的作风整肃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人民解放军各级首长机关下基层检查指导渐成定制,基层连队的“五多”问题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新三反”运动使人民军队获得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宝贵经验,成为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良好开端。

“三反”运动中之“宋北方事件”探析

1952年7月,禹县中学学生宋北方因批评揭发本校和县委在王正刚婚姻事件、解雇理发工人事件和写稿事件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受到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处分,后进行不懈抗争,直至青年团中央、中共河南省委介入才使问题得到解决,此事被称为"宋北方事件"。对事件的分析、反思,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以及加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约束和规范权力、保障批评监督渠道畅通,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意义。

必須積極、全面、深入地貫徹勞動就業新方針

上海市一九五三年的勞動就業工作,在各級黨委和政府正確領導及全體工作人員積極努力下,獲得了一定的成績。首先,一九五三年就業人數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一○三點六九,發放了七百二十八億三千餘萬元救濟金,减輕了失業人員生活痛苦,以工代賑和生產自救等工作也有了不少的開展和改進。第二,通過‘新三反’鬥爭,比较集中地系统地檢查、批判了單純救濟觀點、单純就業觀點,明確了勞動就業工作必須為生產服務,以及這一工作的長期性、複雜性。

中山陵前的沉思

老伴要去南京探望8年未见的嫂嫂,我很高兴随行,完全是走亲戚,自费旅游,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颇感新鲜有味。记得1953年初我第一次去南京,一晃竟是42年前的事了。碰巧,这两次去南京,都是在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的高潮时期。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身份去作调研和采访;而这次,是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走亲戚,年过八旬,旧地重游,抚今思昔,自然引起了无限感慨。

瀋陽市勞動局開展科室工作競赛

瀋陽市勞動局在一九五三年的任務,是要比一九五二年大得多。即就基本建設中勞動工作而言,全市一九五三年基建任務(按面積算),就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建築工人却並未增加,要求保證供應基建任務所需要的勞動力顯然不是一件能輕易完成的任務。为了做好這樣繁重的工作,瀋陽市勞動局在新三反鬥爭和学习七次工代文件的基礎上,展開了局內各科室的紅旗競賽,改進幹部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保證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例如在調配工作上,由於大家努力工作,深入工地,按分項工程算細賬,具體協助培養落後小組,將原來僅能達到定額百分之四十的小組,提高到超過定額百分之三十;在輸送工人時採取了分區包乾的新辦法,使調撥出去的工人數量和質量都達到百分之百;在手續上,已往各施工单位辦一次招工手續要往返八次,填六份表,現在已减为一次,填一次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處理勞資爭議案件工作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实践与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已成铁定的事实,但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这与中国共产党控制腐败成效密切相关。尽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两个“务必”,但是,真到了执掌政权。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关“向明报告”问题辨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研究新中国史的权威著作。它们将《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认定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名义所写。实际上,这份报告与向明无关。真正的“向明报告”,应该是“向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给华东局等并报中央、毛泽东等的报告”。对“向明报告”问题的辨正,既能让这两套著作更加准确,也能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从“党外影响”到分散主义: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中共对官僚主义成因的认知

“党外影响”是中共认识官僚主义成因的逻辑起点,这一认识有理论和现实依据。“三反”运动后,官僚主义的持续高发使领导方法问题日益被重视。在以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发动同期,“新税制”风波,各地区、各部门对官僚主义成因的挖掘及典型的官僚主义事件,最终让中共将领导方法问题的产生归因于组织和制度上的分散主义。以反分散主义防治官僚主义,不仅符合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在短时间内遏制官僚主义成本最低、最直接的方式,体现出中共在“新三反”运动中的战略考量。

写回忆录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一个偶然的机会翻阅了《新文学史料》94年第3期,周而复的《往事回首录》[十一]第一节“山雨欲来风满楼”(下称周文)引起了我的好奇,读了感到惊讶,这是回忆录?！写回忆录或回首录应该是忠实历史事实。真实,才是严肃负责的态度。 周文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节写的是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解决统战部内团结问题前后的情况。当时周而复是统战部副部长,我是工商处处长、机关党支部书记。这已经是40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周文中被点名受到攻击的有潘汉年、董慧、部长刘季平、第一副部长王致中等十余人。